和楚国相比，晋国的取胜无疑得益于其正确的战略战术。但和城濮之战确立了晋国的霸权不同，鄢陵之战并没有让晋国获得期望中的政治利益。从战前诸卿大夫围绕是战是退争论不休的场面即可看出晋国政出多门，诸卿不和，君臣离心的情况。正如战后鲁国大夫宣伯所言：“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
在战争中，齐、鲁、宋、卫等国援军的逡巡不进，观望不前即是这一心理的具体表现。因此，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对中原诸侯国的控制权。特别是同楚国交好的郑国更是始终不肯向晋国低头。果然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爆发了内乱，三郤、晋厉公等人先后在内乱中丧生。虽然后来又有晋悼公的复霸，但已经不能挽回晋国的颓势。
鄢陵之战是长达数十年的晋楚争霸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两国主力军队的会战。它也标志着楚国称霸中原的失败，而晋国虽然取胜，但其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力也逐渐衰退。
鄢陵之战以后，晋楚争霸的局势又重新激烈起来。此时，齐国、鲁国、宋国、卫国同晋国交好，而秦国、郑国、陈国、蔡国则同楚国相厚。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受困于国内形势，其在中原的霸权一直不稳。为了拓展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力，晋国反复攻打郑国，但郑国感念楚国在鄢陵之战中的援救，政治立场一直偏向楚国，并在楚国的支持下与晋国进行了十余年的交战。后来虽然因为力量不支而被迫与晋妥协，但始终与楚暗通款曲。
楚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失败，但并未元气大损，依然有能力同晋国一争高下，因此与同样与晋有隙的秦国逐渐靠近。双方不仅相约共同进攻晋国，还进行了联姻。不过，楚国此时却受到逐渐崛起的吴国更加猛烈的进攻，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楚国的注意力却被牵制于东南，对中原的注意力自然减弱。而另一方面，东方的齐国也趁机再次扩张势力，企图同晋国争夺霸主之位。
长期的战争局面给各国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在动荡的形势下，各国的内乱此起彼伏，掀起了又一轮政治更迭的浪潮，卿、大夫、士逐渐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晋国、郑国、齐国纷纷爆发了内乱，特别是晋国几家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晋国国力大损，只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强势。
这一混乱的局面大约持续了三十年左右，长期的战争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已经使得即使是像晋国和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深感难以为继，更不用说那些夹在其中的小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一次“弭兵”就成为各诸侯国的共识。
率先放下身段的是晋国当时的正卿赵武，这位昔日的赵氏孤儿为了缓和诸侯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先减轻了小国定期缴纳晋国贡品的数量，又通过鲁国大夫叔孙豹，表达了希望有人出面在晋楚之间斡旋，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
赵武的这一意见受到了当时各国诸侯的赞同。当时的齐国，内乱尚未结束，由崔氏和庆氏两家执掌权柄，自然需要交好诸侯国以稳定形势。而郑国当时执政的子产看到诸侯国有达成和平的动向，便在楚、陈、蔡、许等国联军来袭时坚壁清野，不加抵抗，为和谈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条件逐渐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奋勇，愿意从中斡旋。上一次华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国大夫，这一次又是宋国的大夫向戌站了出来。和华元类似，向戌一方面同赵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国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诸侯之间纷纷提倡弭兵，向戌便决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会议。如此一来，在停止战争的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宋国的声望和地位。
带着这样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说的道路。他先后拜访了晋、楚、齐、秦四个最有势力的大国。仗着同当权者的私交，晋、楚两国自然无有不从，秦国也欣然应允，只有齐国犹豫了一阵，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劝说下同意了。眼见大国支持弭兵，各小国自然纷纷同意。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会议再次在宋国西门召开。比起上一次华元弭兵，这一次的程度和规模都提高了许多。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曹国共十四个国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当然还是向戌。
经过向戌的斡旋，晋楚两国确立了两国属国应当互相朝见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谓的“晋、楚之从交相朝”。不过，由于齐国和秦国国力较强，又分别同晋国和楚国结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国和滕国分别是齐国和宋国的附庸，因此也无须参加会盟。
虽然和议达成，但在会盟仪式举行之前，会场的气氛仍很紧张。晋楚两国厮杀多年，仇恨极深，彼此都有戒心。在正式会盟时，楚国为了预防万一，暗中在礼服内套上甲胄，打算一言不合就动手厮杀，楚国令尹屈建声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晋国得知这一消息，也预先做了准备，打算一旦有变，就冲入宋国都城，据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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