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县，韩宅。
“老爷，徐维明的那个儿子徐敏，今日离开县城了。”
这是一处僻静的半开竹楼，院落当中有着不少的竹制品，譬如鱼池四边各有一个竹筒，连接着的山间清泉自此流出。
而韩春薄本人躺的着也是竹椅。
当年苏轼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竹子永远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一个特殊图腾。
韩春薄在这里用上，也算是附庸风雅了。
“离开县城？他去了哪里？”
在他身后回话的也是个年轻的书生样人，“苗知府那边的消息是说，双流田长夏言忽然上奏，参了老爷。”
韩春薄紧闭的双眼微微张开，“喔？小小双流竟有此等样人？”
低等级的官员在呈递奏本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缺陷，就是不能够和皇上直接对话。
这一点就是朱厚照也没有改，因为这会带来严重的‘越级汇报’现象。
如果知县可以越过知府、巡抚，在他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向皇帝禀报什么，那一定会带来某种乱象。
况且，这并不会有助于皇帝掌握真实情况。
因为所有人乱说一通，各执一词，弄到最后奏疏、公文完全就是互相开骂的地方。
而且在尊卑有序的环境当中，越级是绝对不允许的。擅自越级汇报的官员，等事情过去以后，绝对会被收拾。
正常的政务办理逻辑，就是双流县的官员如果遇到县里面的事情难以决断，他应该汇报到知府手上，看看上级部门是否可以解决。
如果仍不能解决，那么再上报到三司。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大案、要案、个案毕竟是少数，不可能为了这些少数，就破坏这个逻辑。否则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全都汇总到京师，那就是朱元璋来也扛不住。
现在夏言就是遇到了一个个案，就是如果他的上司本身就有问题，这怎么办？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任何制度之下都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好在田长制之下已经开了一个例外，便是拥有上奏之权，但按照规矩，他仍然不能绕过知府。
而让徐敏带着奏疏前往京师，则是只有夏言这样不顾杀头下场的直人才会做出的事情。
再说句题外话，我们平常意义上的奏折，其实明朝没有，奏折最早见于顺治年间，到了康熙年间开始被逐步规范，由雍正大面积使用。
明朝称奏疏，它和奏折看似一字之差，功能上也都是承载官员的一些禀报事项，但实际上明朝和清朝的公文来往，完全不同。
其中区别前文已有赘述，总之可以大略认为清朝的公文是秘密的，明朝的奏疏就是公开化的。
这也就导致，明朝的文臣往往能够抱成一团和皇帝相抗衡。
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另外一个鲜明的差异，就是明朝的皇帝几十年不理政事，国家还在运转。而清朝呢，似乎皇帝稍微不勤政一些，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也是因为，明朝的公文臣子是可以看的，但清朝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可以看。教科书上所说的君主制达到巅峰，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依赖皇帝一人，他想和臣子们商议就商议，想秘密办了，那就秘密办了。
实际上来说，朝堂有些事情的确是不能所有人都知道的，朱厚照这二十年来，已经开始逐步使用密折制，而且随着年头越来越长，拥有密折上奏权的大臣越来越多。
但明朝本身的奏疏呈递体制，仍然没有改掉。
当然了，总会改掉的。
只是现在还差一个契机。
话说回头，夏言必须得和自己的上级禀报，与此同时，所谓的赋予田长的上奏权，就是田长的折子，各级官员都要送到京师，给皇帝看。上奏、上奏就是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朱厚照是在微操，在不能越级汇报和保证田长言路畅通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就是让省、府一级的官员都可以看到田长的奏疏。
实际上，这也是大有成效的。
因为清田令皇帝重视，田长但凡呈报个什么，省、府就会在皇帝批示以前即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几年下来，已经形成了一种问题到京城，后续巡抚、三司衙门和知府衙门的解决结果随后就到的局面。
因为他们知道皇上会批示，那还不赶紧将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
当然了，田长提出的问题要合理，同时，要在大小官员确实没有胆子阻挠奏疏这一理想状态下。否则效果又要打折扣了。
但截留奏本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有过，规矩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皇帝会被蒙蔽？就是这种人时而有之。
韩春薄作为熟悉其中道理的人，马上就问：“这奏本，苗大嘴怎么说？”
他身后的下属有些支支吾吾。
“快讲！”
“是！”此人跪了下来，说道：“苗知府很生气，他说老爷行事不够隐秘，竟叫人察觉出有异。所以他说奏本事小，事情如何泄露才是关键，并觉得此事复杂，还是请老爷亲自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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