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扛民族的大旗，只是为了皇帝一家一姓而奋斗，那才会万分艰难。
总结出这个原理后，再往古代历史上套，多多少少也能找出几个不那么严谨、但也可以用的例子来。
沈树人和顾炎武切磋后，就把刘邦项羽拿来用了一下——秦灭六国时，天下人的民族认同并不统一，也不认为自己是秦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周人，只认同自己的封国。
所以可以推而广之一下，认为秦灭六国是民族征服战争，是“西戎南蛮和中原华夏融合的过程”。
而项羽刘邦都是楚人，以楚灭秦，当然是以南伐北，也是推翻“文明程度更低的西戎商鞅暴政”。
刘邦破咸阳走的可是武关道，是从南阳经商洛杀进咸阳的，这当然是北伐。后来被封为汉王后，从汉中走陈仓道杀回关中，这也是一次北伐。
可以说刘邦是连续北伐成功了两次、分别干掉了秦王子婴和项羽新封的章邯等三秦封君。
所以，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防止“亡天下”、防止“野蛮战胜文明”的战争，而非为了皇帝一家一姓，北伐都能成功！
除此之外，顾炎武还自己考据添油加醋，再往前追溯，恨不能把武王伐纣也加上——
毕竟严格看地图，商朝的殷墟也好，朝歌也好，都在后世安阳附近，是黄河以北不少距离，都靠近漳水了。相比之下周人的根据地岐山（陈仓/宝鸡）纬度上来说还偏南一些。
当然，要把这个论据往上套，光有胜负和南北还不够，还得证明“周罚商是文明战胜了野蛮”。
这一点对于沈树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作为现代人不觉得商周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有明显优劣。
但对顾炎武这样的大儒来说，这种论证简直是信手拈来——儒家最早尊奉圣人时，拜的可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周公最大的功绩，就是创造了礼乐，把商人的“鬼神崇拜”往周朝的“圣人崇拜”转型。
不管商周经济制度的优劣，周人的人殉、人祭比商朝少得多，减少鬼神献祭、改为崇拜先贤，这总归是一大进步。
顾炎武有备而来，就揪着这些点严密考据、大书特书，最后把古今民族大义、以文明反击野蛮的种种举措都说了，最后证明：
如今的建奴也不例外，最终胜利必然属于大明！以文明抗野蛮，为了天下的文明，北伐也能成功！
最后几句话，当然是为了让这个观点能在如今崇祯十三年的形势下顺利发表、别被皇帝查，才必须加上的。
虽然“不是为了保护姓朱的”这个说辞对崇祯会比较刺耳，但尽量淡化这方面，着重强调“大明对建奴必胜”的信念，对皇帝也是有好处的。
只要总体来说对皇帝利大于弊，皇帝就会默许这玩意儿出版。
沈树人把这本由他授意创作动机和选才思路、顾炎武捉刀执笔的小册子，反复通读了好几遍，心中也是颇感意外之喜。
顾炎武的政治哲学功底果然了得，很多论证和论据，真是沈树人自己都没想到的。
“顾兄真乃博学鸿儒，小弟这个二甲进士，都是自愧不如呐。这书，小弟也无颜独自署名，不如便算是你我合着，以付雕印吧。”
看完之后，沈树人诚恳地表示，不会夺取顾炎武的署名权。
顾炎武听了，也有感于沈树人的通达，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单独署名，因为他只是个秀才功名，以他的名字单独雕版刻印，只会让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大大降低。沈树人有翰林院修撰的名头，不傍白不傍。
就好比后世一个野路子网文作者，就算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超强的政治哲学着作功底。但如果他写出来的书，有个社科院院士肯跟他联署，那网文作者绝对巴不得抱大腿。
“这事儿就依贤弟所言，愚兄求之不得。”顾炎武直接就应了。
“既如此，这几天我就让人分页雕出来。”沈树人说着，收集好稿子，立刻去找了个京城的刻书商，做雕版印刷。
明末的读书人，对于一辈子能雕一部自己的稿，还是很看重的，哪怕没东西出，出自己的诗集也好。
如果不考虑销量的话，刻书是很贵的，需要长时间雇佣工匠，薄薄的诗集都能要三五百两，靠卖书至少要卖出好几千册才能勉强摊销回本。
但对沈树人而言，这都不叫事，他为了加快进度，甚至特地同时请了一大堆工匠、每人只雕刻几页，以确保最快速度成书。
请大量临时工的成本，当然比请一两个长期工更贵。最后算下来，沈树人为了刻这部《日知史鉴》，一共花了一两千两银子。
好处则是短短十天之内，就把样刊印出来了，堪称砸钱买施工进度。
转眼就快到沈树人这个翰林修撰离任的日子，他把这部书的样稿往上一献，算是他当修撰这两个月的工作成果。
也学司马光写史鉴一样，“鉴”了一下历史上的民族大义之战、北伐成功率。
崇祯亲自过目了这部稿子，据说刚看的时候忍不住想拍桌子怒斥。但看到后来，发现确实是处心积虑为了鼓舞大明军民抗清的意志，其中稍有忤逆也就忍了。
皇帝都没说什么，其他几个跟沈树人不对付的翰林编修，也就暂时掀不起什么浪来。
魏藻德、高尔俨背地里痛批沈树人不知天高地厚，但骂完也就没下文了。
这部《日知史鉴》很快开始传播、扩散，大量朝臣和读书人听说是那位耿介敢谏的硬骨头翰林修撰所着，纷纷给个面子看一下。
沈树人收拾好行李，坐船南下。一路无话，走了半个多月，终于抵达合肥，拜会了上官史可法后，又入长江、逆流而上，到黄州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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