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2月1日，《飞翔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歌剧院首演十分成功。
瓦格纳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此名声大噪，尤其是赶上了荷兰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又蹭了一波热度。
但是这位德累斯顿的宫廷乐师，却陷入了一些他自己制造的麻烦之中。
在《飞翔的荷兰人》公演之前瓦格纳曾经向友人萨缪尔抱怨，自己在故乡萨克森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我并无地理上的偏爱。我的故乡除了美丽的山丘、森林和谷地之外，实际上相当排斥我。
这些萨克森人是一群被诅咒的——吝啬鬼，他们迟钝。愚蠢、懒惰而又粗俗，如果可以我真不想和他们有瓜葛。
我怀念巴黎的天空，那里的空气是那么香甜，人们是那么友善，河水是那么清澈...”
其实艺术家的抱怨，人们早就习惯了。但是问题是这封发表的日期刚好是在卢森堡危机爆发的时候，这就不得不将一些事情联想到一起。
结果就是这封信的公开，直接导致了德累斯顿剧院的演员罢演，观众要求退票，萨克森各界上街游行要求驱逐这位“卖国”的宫廷乐师。
在汹涌的民情之下，王后玛丽·安娜下令驱逐了这位萨克森国王奥古斯塔二世最欣赏的音乐家。
其实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会遭逢此劫，就是因为玛丽·安娜王后的嫉妒。她能接受自己的丈夫找情人，但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对一个男人痴迷，这是对她女性魅力的最大侮辱。
由于和奥地利之间的协议，此时萨克森的实力，以及玛丽·安娜王后的影响力都要比历史上大很多，所以她才能肆无忌惮地截获瓦格纳的私人信件。
当然除了王后殿下的天外飞醋以外，瓦格纳自身也有很大问题。他本身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这就让很多人对他不喜。
尤其是生性节俭的玛丽王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大。
瓦格纳不肯花费100弗罗林定制一套合乎他身份的宫廷乐长的制服，但是却可以贷款弗罗林去购买一栋奢侈至极的别墅，这让很多贵族都感到反感。
（当时的房价很低。弗罗林绝对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
由于《飞翔的荷兰人》公演非常成功，瓦格纳的才华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所以柏林和维也纳纷纷抛来橄榄枝。
然后这位老兄先说维也纳浮华而又专制，再说柏林就像个村镇。
弗兰茨只能感叹这位大师太会说话了，自己也是爱莫能助。而且弗兰茨正是那专制而又浮夸的一员，他只能尽量让人不去为难这位音乐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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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弗兰茨多虑了，就连肖邦那种明着反的艺术家奥地利都容得下，更别说瓦格纳这种仅仅失言的人了。
如果不是此时的民族主义高涨，八成还会有一群人跟着喝倒彩。不过此时这种局面并不是弗兰茨希望看到的，毕竟奥地利的民族可太多了，保不齐会出现一两个极端一些的。
而且瓦格纳个人虽然在艺术上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在理财方面真是一塌湖涂，本来《飞翔的荷兰人》成功之后会让他的财务状况好转，过几年之后才会破产。
但是此时遭到萨克森驱逐的他根本无力偿还债务，潦倒得一塌湖涂，他的那位妻子再次如同飞行一般摆脱了债主逃到巴黎。
传说中《飞翔的荷兰人》正是来自瓦格纳与妻子明娜为了躲债多次秘密出逃，在海上遭遇数次暴风雨的亲身经历。
果然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瓦格纳的遭遇虽然在弗兰茨看来是咎由自取，但是他并不希望歌剧之王就此寂寂无名。
其实和弗兰茨有同样心情的人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气和影响力的便是约翰大公了。作为先皇的亲弟弟，乐圣贝多芬的徒弟，他发声并不奇怪。
但是很快约翰大公就被禁言了，因为他是皇族，但又自愿放弃了皇族的身份。约翰大公的一些行为失当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只能让他闭嘴了。
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时音乐界的大咖们开始到处奔走呼号，称“艺术无罪”。
就连弗兰茨也陆续接到了肖邦、李斯特、罗伯特·舒曼、卡尔·车尔尼、帕格尼尼、柏辽兹等人的信。他们一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为瓦格纳的歌剧做辩护，另一面也想请弗兰茨帮忙。
当然弗兰茨不可能自己背这口黑锅，更不可能搞什么艺术无罪论。
但是这个历史错误是自己间接造成的，他会想个办法补救。
美泉宫，皇家花园。
“你自己发明的东西为什么不喝？”皇帝斐迪南一世今天难得出来放放风，又听到自己的兄弟要请自己喝酒还是很开心的。
当然斐迪南一世并不会真的喝酒，只是喝一些清水，因为酒精会加重他的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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