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之所以能成为世人所传颂的美德，是因为此举常人望尘莫及，为国家利益与社会正义不徇私情，是封建时代统治者为稳固统治所提倡的美德，可以归入“愿望道德”的范畴。
因此，大义灭亲不能为法律强制推行，否则就是法律对道德的绑架，“法律不强人所难”，对于违背常情常理的行为，法律必须坚守自己的领地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从法院部门的规定来看，两级法院对“大义灭亲”行为的规定都是作为“酌情”减刑的依据，并非将抓获或者举报犯罪嫌疑人作为家属的义务，也就是该规定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命令性规范或义务性规范。
根据此规定，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完全可以自愿选择“大义灭亲”或“顺其自然”的态度，只是如果选择前者，则受到法律的肯定或鼓励而已，此规定其实旨在鼓励“大义帮亲”而非“大义灭亲”。
事实上，法律对道德的推行是毋庸置疑的，而关键在于如何推行。
“愿望道德”虽不可强制推行，但是，通过倡导性规范对公民行为予以引导，以推行较高层次的“愿望道德”，并未形成对公民自由的强制，反而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法院的规定无可厚非。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中国古代礼法交融的特有产物，将倡导亲情孝道的儒家伦理引至国家刑事司法活动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法律闪耀着灿烂的人性光辉。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已经被域外法律所继承，被作为“容隐权”为某些国家的刑法典规定下来，例如英美法中，夫妻享有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间知道的情报和信息，也不能强迫夫妻对其配偶作不利的陈述。
尽管“亲亲相隐”并未在当下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我国刑法禁止“亲亲相匿”，即严禁亲属间包庇犯罪、转移罪证等帮助行为。
但是，我国刑法对亲属间出于亲情“隐而不举”的行为也给予充分的宽容，体现出立法者对人性和人情的充分尊重。
在大义灭亲的问题上，法律是否违背人伦，是否强制推行道德，问题并不出在亲属抓犯罪嫌疑人算不算自首，能不能作为酌定减刑的依据，而在于当亲属真的不愿大义灭亲时，有没有选择沉默的权利。
因此，在当下中国的刑诉制度中，引入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沉默权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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