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过了十天，现在军队开始行动起来，水军运输船从川北、川南通过运输船将粮草运送到最近的码头。
各团辎重营也开始行动，大家骑着三轮车将粮食拉到闹粮荒，价格奇高的州县。
即便通过水运，通过三轮车陆地运输，粮食运输成本降低甚多，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到，但一担粮食价格还是在3两银子以上，其价格远在太平时期4到5倍。
召集众人讨论如何降低粮价，在会上钱邦芑提出解决之道，那就是禁止酿酒。
这可是古代官员最喜欢采用的法子，每到粮食短缺，出现粮荒之时都全面禁止酿酒，减少社会上粮食消耗，最后达到解决粮荒的目的。
武将爱喝酒，文官爱喝茶，听到禁止酿酒武将一个个连呼受不了，就拿马潮说那样，每天练武，多次上阵杀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如果不喝酒根本受不了。
而钱邦芑等人则摆出历史典故，每次出现粮荒之后都厉行禁酒令，现在遭了这样大灾，巡抚衙门运送粮食的船只来往江上，三轮车马车每日充斥驿道官道，但僧多粥少，偌大成都平原还是出现粮荒，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富户囤积粮食酿酒赚钱。
看大家吵过不停，杨轩则眼前一亮，烟酒税，好像在20世纪九十年代烟酒税就超过国税的2成，是政府主要财政来源。
相比普通农家子弟，这酒在古代勉强算得奢侈品，豪门大户每天暴饮终日，而平民百姓除了在红白喜事之外，其他的喝得不太多。
既然如此，何不推出酒赋呢？好像在平行的历史时空中，法国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就推出酒税，在古代向酒征税如同现代奢侈税一般。
本来以为大家会高声赞扬，只见钱邦芑、刘鳞长等人连连摇头，惊问其中缘由，原来酒税自古皆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主张“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商君书垦令，以限制酒的消费，防止大臣和百姓沉湎于酒，影响治理国家和发展农业生产。可见当时秦国对酒不仅征税，而且税额极高，是酒的实际成本的10倍。
汉武帝时期，国家改变了税酒政策。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主持下，决定“建酒榷以赡边”盐铁论忧边，即实行酒专卖，以所得专卖收入供应边疆用兵军费。
从此，酒的生产和销售均由官府控制，实行官酿官卖，不准私人酿造和经营。
三国时期魏、蜀多禁止酿酒，吴国则实行酒专卖。
西晋和东晋则对酒实行征税制，有时也因灾歉实行禁酿。
隋初也实行酒专卖，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止酒专卖，不再对酒征税。
唐初也不征酒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筹措军费，由官府置酒肆酿卖，每斛收钱3000禁止民间酿酒。
北宋对酒仍行“榷酤”法，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国设榷酒务1800多个，东京每年榷酒收入40万贯以上，秦州、杭州30万贯以上，这一年全部酒课约1360余万贯，卖曲钱约100余万贯，高于同期的商税收入。
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价高为由，规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
明朝酒税分为酒曲税和销售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规定，百姓造酒自家饮用，不征税。
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规定，各地酒课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酒税就成为地方税了。
但朝廷虽然有规定，但实际收得非常少，比如在崇祯年间江南征酒税，官为纶栗，每酒一斤，纳钱一文，改槽坊为官店，建者依私盐律治罪。
即便如此，但各地征收上来的酒税仍然非常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明从上到下小民思想，从上到下怠政思想。
例如洪武年间山西有关税吏提前完成税收工作上奏朝廷请求封赏，但朱元璋反而认为其鱼肉百姓，而将其削职为民，如此大大损害各地税吏的积极性，到最后税吏以不征收税收、少征收税收为荣。
但现在不同，不但以集市为中心建立乡公所保证税收征收，作为穿越者更明白税收真正来源。
在那以后，颁布酒税，在粮荒期间酒税征收到太平时期一倍以上。
食盐生产与零售环节不易控制，但经销批发缓解容易受控，如此食盐是在生产零售环节施行备案制度，而在批发商环节施行特许经营制度。
而酒则不同，生产环节非常容易受控特别对大作坊，而在零售环节不易控制，如此方式改变，那就是生产环节施行特许经营制度，而经销零售则施行备案制度。
按照北宋模式，上等酒每升2斤，一般500毫升一斤20文铜钱，中等就15文铜钱，下等酒10文铜钱北宋是上等20文、下等18文，向经销商销售时征收酒税。
饥荒时节为了减少粮食消耗，酒税征收比例则可上调，如上等酒每升40文铜钱，中登酒30文铜钱，下等酒20文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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