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策论题五道，考生任选其一作答。
史论题五道，考生任选其一作答。
比如其中的第一道策论题目比较宏大，讨论的是税务问题，题目为：‘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害乃甚于加赋论’
策论第二道题目则是紧扣正在发生的事情：‘汉天有新织机，出布数倍于土布，精美数倍于土布，人云‘新织机断农家之路，不可留也’，详论得失，试陈两宜之策。
策论第三道：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皇理院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还有史论，第一道史论题目就是：‘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兴论’
第二道史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这些题目，其实题目都很大，并且涉及的范围其实很广阔，如果全部都要作答的话，那么就要博古通今，而且还得对一些士子们平日不关注的东西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比如说工业、经济等等。
策论第二道题目，背景就是现代工业和传统手工业的矛盾和冲突。
史论第二道题目，则是让考生评价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
孙启年稍微扫了扫题目，策论的其他几道题目，他都没什么把握，因为他对很多东西不够了解，既然不了解就不能瞎写，很容易就搞错大方向了。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织机这道题目，因为他老家在就苏州，苏州可是有相当多的织户，更有大户士绅购置大批织机，请织工织布，他都能想象道，如果这种新式织机出现在苏州的话，恐怕会有无数还在用传统织布机的织工陷入生活的困局了。
而史论的话。则是选择了评价法治德治这道大题目，这种题目比较广泛，很容易言之有物，哪怕不能得到高分，但是保个底还是没多大问题的。
一天下来，孙启年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交上来。
至于殿试的放榜时间，还要明天呢。
其实从当天下午开始，由一群高级官员组成的考官团队就已经开始阅卷了，不过很可惜的是，格物科的主考官张子晋张大人本来也是考官团队里的一员，有资格参与评考的，但是奈何之前会试结束后他在御前汇报会试工作的时候，当场就给晕了过去。
后续太医地去看了，又是各种退烧各种吃药，虽然人已经醒了过来，但是还是要卧床休息。
至于后续格物科的主考事务，就先让其他人顶着吧。
张子晋当时一听，都急眼了……当场就顶着至少也是三十九度五的高烧挣扎着起来，叫嚷着臣还能继续工作的……
尼玛，好不容易才捞到一个主考官当一当，这才干了前半场而已，而最重要的下半场还没干呢，这以后他录取的那些格物科的学子们，还会不会把自己当成座师？
但是罗志学可不愿意让自己的臣子活生生给累死了……这要是传出去，像什么话啊。
所以罗志学亲自下了旨意，让张子晋好好休息，又听闻张子晋已经年余没有休息的时候，又多加了句，至少要休养半个月，半个月内不许回来上班。
张子晋这才哭丧着脸被送回了家……
根据不明小道消息，张子晋被送回家的路上，还时不时嘀咕着：我的学生啊，我的人脉啊……
张子晋觉得自己几个月来累死累活，都是成了无用功，而且还是给别人白白做了嫁衣，心里要有多憋屈就有多憋屈。
所以殿试里的阅卷工作，就和张子晋没啥关系了，取代他的是礼教部里的一个教育司的副司长。
阅卷的时候，因为考生的答案都是非常有主观性的文章，不是有标准答案的题目，因此每个考官看过后可能都会觉得给不一样的分数。
为了尽可能的体现公平，每一份考卷都会有十个考官分开来单独评分，然后去掉最高分，再去掉最低分，其余八个分数取平均值，是为考卷的最终分数。
策论和史论的分数加起来，则是这一次殿试的最终分数。
然后各科除了总分数前二十名外，其余人按照分数排列名次，是为三甲。
而各科的前二十名，又是从前十名里挑选三人作为一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余者七人再加上第十一名到二十名，是为二甲。
次日殿试放榜日，已经算是新科进士的孙启年老早就和几个同样中举的好友抵达，等候放榜了。
等到有礼教部的官员，拿着大红榜开始张贴后，人群一下子就骚乱了起来，不时有人高喊：“二甲，哈哈，进士科二甲十三名。”
“我是三甲三十六名，爹娘，你们看见了吗，我考中了，考中了……”
孙启年挤进人群后，在第一时间就在大红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高挂在大红榜上格物科的第三个！
格物科探花，孙启年！
哪怕是已经考中了会试，也知道殿试成绩好坏只是用以区分名次，自己只要不是倒霉到家就不会落选。
但是真在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孙启年的眼泪依旧哗哗的流了下来，止都止不住！
二十载寒窗苦读，只为金榜题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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