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想了想又继续道：“即便是如此用人之时也还得再谨慎些，毕竟现在的校事府已是千疮百孔，
几乎被那些世家大族、吴、蜀两国渗透待尽，还得另设一部与现在的校事相区别才是，就叫校事府暗部吧，此部之事只向我禀报便可，这样的官署机构在任何时候都还是不可或缺啊！”
杨综点头道：“合该如此。”
而后杨综想了想又有些犹豫的道：“丞相，今日下午黄门侍郎程晓上书，建议朝廷废除校事府，言称现在天下承平已久，
已不需要校事府这般令朝臣每日心惊胆战的官署，毕竟一直以来都有廷尉、御史中丞等朝中官署来处理相关事宜。”
说着还从袖中拿出了一卷奏疏递给曹爽，想来这便是程晓所上的，曹爽接过竹简打开仔细看了起来………………
密折的传递也是慎之又慎。曹寅和李煦都是用信得过的“家人”作为私人信差，把密折递送到奏事处，并交由康熙的亲信太监来处理，直达圣听。
康熙阅批后，再经由原途径下达给上奏者。
信差步行往返江宁和北京的时间是29到35天，这种专人专事的制度，使密折绕过了所有的正常渠道，未经批准的人完全没有机会读到这些奏折。
曹寅奏报的内容包括区域性气、粮食价格以及盗匪等问题，每道奏折长度一般不超过三百字。
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旱情，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流通，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流言、官吏贪廉，都是康熙关心的。
随着康熙对曹寅信任度的提升，
两人在密折中还讨论封疆大吏、科考弊案、“朱三太子”这些更为重要的时政密闻。
比如大学士、史官、户部尚书能赐履辞官归隐江宁后，
曹寅1708年春奉命注意熊赐履的动向，
1709年，曹寅收到康熙朱批：“熊赐履近日如何?”
曹寅奏报:“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
近日与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僧，看花作诗，有小桃园杂咏24首，此其刊物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谨据所得实奏。”
短短几句，信息已相当可观，明确回复了皇帝所要知道有关熊赐履的种种疑问，言简意赅。康熙对曹寅的办差效率非常满意。
康熙的密探来自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些人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折。
大到辖区内的民政、军事、官吏任免、谋反叛乱，小到气候好坏、钱粮米价、街谈巷议，都是康熙想要知道的内容。
密折避开了公开、繁琐的官样文章，无疑给康熙提供了知晓天下事的第一手资料。
正是由于密折的私密性，皇帝和群臣一对一的直接对话，群臣一方面可以直言进谏，另一方面又可广开言路，大臣们相互牵制，对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有所敬畏，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而且凡密折奏事之人，必是康熙的宠臣，群臣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自然勤勉于政，献媚君上，君主专制也得以强化。
康熙一朝，密折奏事的官员有100多人，
如果没有心腹耳目定期奏报，康熙高居庙堂之上，根本无从知道各地的真实状况，仅靠六次南巡是远远不够的。
清初的统治者还有“反清复明”势力的威胁，比如“朱三太子”朱慈焕，他是前明皇帝唯不幸存的儿子，本来以化名在教书，但在1708年，浙江等地多起骚动都假借朱三太子之名而起。
曹寅、李煦在密折中都及时奏报了重要信息，做到了防微杜渐，让康熙倍感安心，但做这些刺探阴私之事很容易遭到清算，
一般情况下，各州县都有一至二人专门从事侦察间谍活动的胥吏。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而后又有雍正设立“粘杆处”，相比明朝雍容华贵的“锦衣卫”，“粘杆处”这个名字起的有些不伦不类，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粘杆”就是捉蜻蜓，捕飞虫，湖边垂钓的意思，
那么，一个原本应该是捉虫捕鸟的农业部门，为什么能演变成清朝最强大的特务组织？
康熙四十八年，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已经从贝勒晋升到了亲王，
这也意味着他离那个炙手可热的皇帝大位越来越近，诸多皇子对皇位的竞争也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皇位之争非常凶险，不是你弄死我，就是弄死你，
胤禛在亲王府里谋划布局，正想着如何把自己那几个来势汹汹的兄弟们置于死地，
时值夏季，亲王府外绿柳成行，大树繁茂，树上虫鸣鸟叫，让这位一向喜欢安静的皇子心境越来越乱，
他寻思这也太烦人了，于是命令家丁拿着杆子到树上捕鸟捕蝉，自己在一旁看着，脑子里却生出一个奇特的想法。
这世上的人，朝堂之上的臣子和皇子们，不正如这些飞鸟鸣蝉一样让自己聒噪不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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