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格罗宁根人，是骄傲的狮子。可却被一群孱弱的绵羊、一群只知道喝血吸血的牛虻马蝇带领着。一群虫豸，怎么能引领七省共和国？”
这里是格罗宁根，是奥兰治家族的地盘，也是三执政根基之一。这里可以随便骂摄政派，因为这里不是摄政派的地盘。
所谓朝贡国地位，只是一个引子。
缥缈，虚幻。
但这个引子，却能引出法国人。
法国人高傲自大，本就讨人厌。法国又是个天主教国家，荷兰一大堆逃亡的胡格诺教徒，哪里会有半句好话？
荷兰的新闻审查，对法国问题向来是大开绿灯。流亡的法国人开办的报纸，怎么可能会对法国有半句好话？
加之英国人虽然与荷兰有矛盾，护国公也曾让荷兰屈辱万分赔了东南亚安汶岛事件的一大笔钱，可毕竟没有占领过荷兰。
法国就不同了，那是真的逼到过荷兰人自己学杜公美扒开黄河大堤阻挡金人的举动。而且法国人对宗教可谓是相当狂热，废了南特敕令，对新教徒多有迫害。
为了贸易就去当朝贡国，和跪舔法国，有直接的绝对的逻辑关系吗？并没有。
但普通人哪有那么多的理性和逻辑，被人稍微一煽动，完整的逻辑链就出来了：既然可以为了贸易就当朝贡国，那么就一定会为了利益去跪舔法国。
把事情往法国身上一引，自是激发了这些人的愤怒。
而且，这愤怒又不是一天产生的，荷兰的很多政策太过偏向于大资本家、银行家、海商了，普通百姓早在八十年战争的时候就相当不满了。
这边打着仗谋求独立呢，那边上层给西班牙人贷款；本国手工业处在崩溃边缘，贷款贷不到，但大量的资金借给英法发展手工业，利息比本国手工业主借的还低，因为金融资本认为本国手工业可能还不起。
再加上间接税、包税制、行会被新时代挤压、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小手工业者、小资小生产者面对自由工商业的氛围日子每况愈下、弗里斯兰的农民承受着七省最高的赋税因为奇葩的分省份额税制……这些都是压在心底的一团火。
刘钰瞄准的对象很明确：旧时代的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渴望恢复封建行会制度的手工业者、富裕自耕农，这些人才是最可能支持奥兰治派的，而荷兰超高的城市化率，也注定这些人有力量、也有诉求，也很容易有爱国激情。
但是，这些人还有一个最大的阶级特点：狂热，而不持久。一旦狂热过后，挨了毒打，就会反向自省，甚至反向狂热。今天最狂热热爱的人，将来可能也是最狂热厌恶的人。
台上那个太垃圾，就对台下的那个充满了幻想。
不过，当狂热褪去后，现实很快会教他们什么叫真实的世界。
就像是《茶馆》里那段“我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了”的经典转折一样，威廉四世上台后倒是废除了一些间接税，但是自己当承包商包税了……
弗里斯兰的农民，盼着奥兰治上台降低农税，但威廉不敢问大商人收钱；各省的行会，盼着奥兰治上台恢复行会荣光，但威廉不敢向大商人发难；爱国者盼着奥兰治上台，因为奥兰治家族是荷兰军队的精神领袖，但怯弱的威廉连上战场都不敢……
如同那首经典的长诗《拉辛之死》的那一段。
我应自责，我知道应该这样判决自己：我有罪！
人民啊，不，我不是因为把贵族吊死在塔楼上而有罪；在我眼中，我的罪过是我把他们吊死的太少了！
我因此获罪，在恶魔统治的世界里，我却要当个善良的人。
我因此获罪，我以为通过起义能够得到好沙皇；然而根本就没有好沙皇，傻！逼！
斯捷潘·拉辛，你的牺牲一文不值！
放在此时的荷兰，也是一样。荷兰人觉得，通过一场请愿和骚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执政官。然而，根本就没有好的执政官。
此时的荷兰人民，还没有等来93年巴黎的那场万钧雷霆，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还有第三条路，没有摄政派、没有奥兰治派的第三条路可以走。
这一切还没有发生，于是还有幻想的空间。
这幻想和愤怒，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但终究他们幻想的对象，奥兰治家族，并不想承诺任何事，也不准备接手这个烂摊子。
然而，今天，一切都不同了。烂摊子很可能变成了香饽饽，或许，奥兰治派就在等这么一个机会呢。
激情的煽动之后，人群中的一些“托”，鼓舞众人道：“我们应该授予奥兰治的威廉殿下更多的权力！应该让他也成为其余四个省的执政！先生们，跟我一起去省议会请愿！只有他，才能拯救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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