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刘钰计划的就是趁着新的走私路线没出现之前，以雷霆万钧之力完成盐政改革。
然后拿着官盐销售的巨大增长，把所有的原因，都归于盐政改革上，而尽可能淡化废漕运的作用。
依靠强势的对比效果，迫使朝中任何支持旧制度的人，通通闭嘴。
从而迅速完成淮南盐政的改革。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些盐商虽然都是些废物，可手底下幕僚还真不都是吃干饭的，居然有人看出来了问题。
想都不用想，盐商这边有大量的舆论鼓吹手，多少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都是靠盐商养活的。
他们本身在朝中就有关系，一旦把这件事挑明了，制造了舆论风波，恐怕对淮南的改革也会拖延下去。
到时候，盐商的朝中关系，就会那这个大作舆论，要求等过几年、等废漕运带来的影响消散之后，再去改革淮南盐政。
那样的话，极是不妙。淮南才是真正要动的地方，淮北只是个引子。淮南若动不了，盐商只相当于断了个手指头，可不会伤及根本。
听完这些说辞，刘钰不动声色，心里一边琢磨着这些盐商到底要干什么，一边问道：“如你所言，似也有那么三二分道理。那么，淮北行，就算这个道理对。那么，淮南不行，道理在哪呢？”
说客心想这正是重头戏，于是舌灿莲花般，将盐商各家幕僚总结出来的话术都搬了出来。
搬的角度，恰恰正是吴敬梓提出的那些东西：收复私盐区，小资本小散商无力，反而会加剧私盐区扩散等问题。
只是，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角度是同一个角度。
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事。
而这些人给出的办法，则明显就是个……台阶。
吴敬梓是承认，总承包商的封建垄断特权，是官盐不畅的主因，内因。而其出发点，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报恩，让这些盐商“跟上时代”——盐引是封建特权，权力父死子继，在科举制国家下，是被人诟病的。希望盐商与时俱进，将权力父死子继，变为财产父死子继。
而说客心里知道原因是总承包商的特权，但嘴上说的主因则是走私，而其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送钱、同时找个台阶，然后双方妥协。
目的不同，反对改革的理由一样，给出的办法就完全不同。
说客代表盐商，提出了三个“改革”方向。
其一：朝廷成立专门的巡盐部门，经费由盐商报销，每年三十万两，按时“报效”。
将原本的、非正式的、私下里的“缉私花红犒赏”，转正，成为正大光明地由各级承包商分摊的钱。
因为他们认定的主因、内因，是走私太多嘛。
所以，解决的方向，或者说给台阶的方向，也就是出钱缉私。
其二，每年给皇帝内帑二十五万两，以备不时之需，作为“形成制度”的报效。
其三，运河被废，旧有的运盐路线必须要改。该运盐路线、沿途稽查、关卡设置的钱，由盐商出。今年报效200万两，但今年的前两项就不给了。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皇帝上次来要钱，觉得不够，还想再要点，有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觉得刚要完再要不好。
那么盐商这边就主动点，拿出200万两，其实搞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就当给皇帝送礼了。
而且他们保证，这一次的报效，绝对是这些大盐商出，不会克扣次级承包商，也不会转嫁于食盐百姓。
应该说，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但偏偏松江府海商资本集团的崛起，使得这个办法真的很容易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举动。
而且，现在在淮北巡查盐务的，恰恰正是松江府财阀的总后台，盐商猜疑是非常正确的，不猜疑才是脑子彻底被狗吃了。
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皇帝真是上次要钱不够，这次又来要钱了——必须信、一定信、不得不信。
不是他们脑子生锈了。
而是伴随着松江府资本集团的崛起，实际上一旦改革，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他们的一切，只能寄托在朝廷不是真的想改革上，改革为名、要钱是真。改革的胆魄是没有的，以改革的名义搂钱的胆魄，不但有而且很大。
否则，只要改，必完蛋，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得不信、不可不信了。
但……这番话，恰恰触动了刘钰内心最为警觉的地方。
尤其是当说客拿那些运盐不便、路途颇远的地区说事的时候，刘钰心里顿时兴奋起来。
可以说，这正是刘钰最警觉的地方，也是刘钰给皇帝写第一封奏疏的原因。
如果，真的发生了食盐大战、这边运那边吃，非要让盐政改革出丑这种事，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路途稍远的盐销售区。
因为，就算这些盐商的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守着淮北盐场，玩“来多少、吃多少”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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