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甲地种棉花，乙地要种草，用乙地的草，覆盖甲地，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
丙地则种苜蓿、蚕豆、金花菜等，不要空着，防止土地反盐。
而丁地，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
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
要小农种，最多三年，土地盐碱化、失去肥力，种啥也不会长的。
资本投入则不同了，人力又便宜，地也便宜都是荒滩，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如何能不赚钱？
其三，还是蒸汽机的使用。
水利设施，也需要动力提水。
大规模的农田，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也有改良的资本。
哪怕是挖水渠呢，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要么归集体所有，要么归资本所有。
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大量的失业人口，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
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就和别人大为不同。
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川盐侵楚”问题，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在扬州收盐税，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有何区别？
让楚地归川盐，那不就没有“侵”这个字了吗？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
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关系到大顺的财政。
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
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逆流而上到武汉；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哪来的自信呢？
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是一种冒着黑烟、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但显然，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
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江南顶不过徽商，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不去四川去哪？这时候要推一把，而不是往回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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