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朝廷倒是不可能有这等理论基础，去否定这个学派的建议。
只是单纯地从行政角度，认为这个想法纯粹扯犊子。
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改成这样的，这么改必要天下大乱。
这是生怕自己当不成王莽。
而这个风波过后，大顺这边的科举改革也就成了一块不敢轻易触动的疤痕。
到这二十年实学兴起，皇帝现在自认自己完全压得住、把握得住，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下一辈的儿子们该怎么办了。
大顺没钱搞全国性的学校制改革，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要么全面改、要么不改。
刘钰这种民间力量搞得实学推广，就没有这个桎梏，因为明确说了，学这玩意儿不能科举，朝廷不承认这是学问。
要么进海军、要么去殖民地，总归已有的蛋糕不能切，之前上车的人已经把门焊死了。
有本事，去外面，做大蛋糕。
摆在皇帝面前的选择，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提供更多的非原本蛋糕的上升通道，否则肯定是要出事的。
大顺整天慕李唐、慕李唐。
慕他，就会得到他的一切。
军内上升通道，被算不上关陇贵族的老五营良家子垄断。
科举上升通道，基本上被大族所垄断，尤其是之前的科举改革，使得寒门出贵子实在是太难了。
本来就处处是独木桥了，桥上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又多出来一门学问，而且这学问可是重实学，是真有杀伤力的。
大唐弄成最后，底层没有上升通道，安史之乱的时候聚集了多少人才跑叛军那边？
最后埋了大唐的也是个这辈子没希望的秀才。
现在大顺的很多政策，完全就是饮鸩止渴。
比如科举没有年龄限制，一群三四十岁的人，考了那么久，也只能适当给他们一些“学位”，给点希望。
但这根本还是饮鸩止渴，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官缺哪有那么多？
而这些年的对外扩张，看上去也像是饮鸩止渴，但也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一流人才去科学院；二流人才去海军、炮兵、工兵；三流人才去工商业、殖民地；四五流人才还可以接牛痘、学农学、量地亩，总归是有点事干。
就像是眼前趴着的这俩人，这几年窜起来的，基本都是这种研究过新学问的人。
他们倒还好说，出身都是原本旧蛋糕体系里的，只是研究了一些新学问而已。
刘钰以前就常和皇帝谦虚，说自己中人之姿，只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三流的水平也一样碾压过去旧的二流人才，皇帝原本只当这是谦虚。
可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发现这根本不是谦虚，而是一个事实。
虽然这个事实本质上，是资本的力量：
凡这几年窜起来的，无一不是在资本已经流动起来的地方。而要做出政绩，就不得不接触一些新学问，来理解怎么才能最大程度提振自己的政绩。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个很难的技术，至少于现在来说，很难。
皇帝看到的现象，就是这几年窜起来的能吏，政绩亮眼的，无一不是精通实学，了解新学学问里的种种说法和逻辑，包括资本、地租、利息这些。
这些现象，让皇帝敏感地感觉到了危机。
但危机之外，还有机遇。
皇帝把握住了机遇，想到的，是怎么平衡、怎么控制、怎么借势加强皇权。
他要依靠皇权的制约，制造两个政府。
通过皇权，将这两个政府融合起来。
他要搞内廷延伸。
一个政府，是传统的六政府内阁，管的也是畿内传统的事情。
另一个政府，则是逐渐搭起来的，不占畿内的名额，不归六政府内阁管，由皇帝手把抓。
包括苏南地区、南洋、虾夷、鲸海、对日贸易、西洋贸易、西域、修好淮河后的苏北、银行、海军、枢密院、改革后的盐政、矿业，以及现在要处置的西南地区。
通过无上的皇权，身兼这两个政府的首脑，调控两个政府的资金和力量，做到一种平衡。
这是李淦给儿子留下的解决方案，并且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方向上改动。
利用儒家官僚，吓唬资本；利用资本，吓唬士绅。皇权做这个超然的调停者、抽象国家力量的实体。
畿内改革，到苏北和盐政为止。再往下的，就不能动了，保持原样就好。
外部，要在尽可能不动用六政府内阁的资金和力量的前提下，持续对外扩张，保证足够的萝卜坑给那些新萝卜。
只是，皇帝明白，这么改，需要教会儿子很重要的一件事。
即如何保证对第二个政府的绝对集权和统治，让六政府的人继续扯犊子去吧，只要捏住了工商业、海军、南洋西洋东洋之利，就有钱有人有力量。
而如何才能牢牢把握住，并且第二个政府的权力都捏在手里？而不是被忽悠的傻呵呵地把这些权力和财富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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