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包买商，需要提前预定棉纱，再把这些棉纱分包给在家庭中织布的织工。
织工织布完成，拿到自己的工资——布他们无权自己处置，只能交给包买商，然后再自己花钱买布。
包买商拿到布后，印花缴税。
逃税是很难的，因为上游的棉纱被控制，能织多少布收税部门是心里有数的。原本的棉花和土纱，是无法纺出来这种宽幅布的。
布要卖到哪里去，看似自由，实则也并不自由。
被斩断的运河、盐改之后在关键地方设置的检查站、以及海运和陆运的成本差异，都限制了这些布匹的流通方向。
那些被卷入了铁轮织布机包买制的家庭，其生产的逻辑，也不再是自己用、多余的拿去交换。
其生产逻辑，变为了出卖劳动力赚取报酬，再用出卖的劳动力换取的报酬，购买生活用品。
只不过，这个瓦解过程，仅就江苏省的自耕农而言，是微创的、无痛的。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身份，由小农，变为了包买制下的特殊雇工。
那这些痛，被谁承受了呢？
天灾人祸之下，不得不闯关东求活的河北、山东的百姓；顶着超高死亡率下南洋的黄淮与闽粤百姓；日本麻纺织业被棉布冲击下的普遍破产；印度苏拉特地区的棉纺织萧条。
不管是闯关东还是下南洋，过程本身都是痛苦的。
包括大顺此时的闯关东，其过程更像是殖民公司买契约奴，去那边圈地种豆，而不是自发一点点的小农逃亡拓展。
这和历史上的东北移民发展有很大的区别，原本历史上的东北移民的一波高峰，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修铁路、开矿、工商业贸易所导致的。
而现在，则是依托辽河流域，资本出钱以利润为导向的种植业，也可以叫大豆种植园，或者粮食农场为主。
其实本质还是围绕着棉花产业来的，苏北地区的资本要的是廉价的豆饼。
靠根瘤菌、新垦土地的养分根系吸附所产生的，肥效相当于硝酸铵30%的豆饼肥料。
相对于遥远的南美的硝石矿而言，豆饼做肥料，还是便宜一些。
棉花种植既需要稍微盐碱一点的土地，也需要极高的肥力。
豆饼虽然能吃，但需要吃豆饼维持生计的人，肯定也没钱买，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大顺别的地方百姓饥饿，和资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圈地种豆的资本，也并不是因为大豆此时产量比小麦高、可以提高大顺粮食产量、让人民免于饥饿去种豆的。
只是因为这玩意儿种起来方便、收起来方便、卖起来方便。
也是为什么此时的辽河流域大豆种植面积疯涨、但水稻种植甚至赶不上更北更远的乌苏里、松花江地区的原因——那地方啥也运不出来，除非朝廷拿出秦时的苛政修一条跨越分水岭的运河，或者铁路蒸汽机车技术进步，否则还是种点自己吃的东西吧。
在铁路修通之前，那里的土地，是资本所不屑的。
至于此时大顺东北的高粱，大部分，只是大豆种植的副产品，因为需要改茬，预防病菌造成的减产。
一粒黄豆，被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种植在辽河流域的土地内。
秋天成熟，被农业雇工收割。由于资本大范围地投资圈地，是以马拉收割机、脱粒机得以普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基本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
但相对于欧洲早期农业的种一收五，黄豆因为特殊的自固氮作用，倒是基本上可以做到种一收八。
一粒黄豆变成八粒，然后被圈地的农业资本家，派人送到周边发展起来的县城粮栈。
在县城粮栈中，换回纸币，再用纸币换取布匹、铁器、茶叶、白糖等等。
而这八粒黄豆，在县城，被加工成豆油和豆饼。
通过辽河，这八粒黄豆的豆油和豆饼，运送到营口。
装船，海运到松江府。
豆饼被苏北的圈地资本家买走，堆砌在苏北的圈占垦殖土地中，化为肥料，滋养棉花。
豆油被苏南的工业资本买走，加工成蜡烛、甘油、肥皂。
然后棉花通过汉代挑起吴楚七王之乱的吴王刘濞开凿的那条运河，运输到南通。
在南通，经过梳棉机去籽、成棉、打包，运输到松江府。
在松江府的工场，被加工成棉纱，再卖给资本雄厚的包买商。
由这些包买商，发给南通的家庭，由这些家庭里的妇女，织成二尺八宽幅的布。
这些布，再被回收到松江府，和那些豆油加工出来的蜡烛、甘油、肥皂等，一起装船，运送到营口。
再从营口北上，来到各个县城市镇，卖成纸币。
然后再买更多的黄豆、豆饼、豆油、亚麻纱、柞蚕丝、高粱酒、木焦油、高粱米、小麦、大米。
完成一个基本的、需要大约两年周期的循环，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积累和利润。
应该说，直到此时……大顺才算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
也使得这一切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而不是变种的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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