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法国还不够开放和贸易自由，所以才导致在印度失败；印度失败，则正可以证明法国的贸易开放还不够深入，资本不够自由。这种螺旋话术，在1763年的法国，就已经成为显学了。
所以，刘玉坚决支持自由贸易，但只要除了大顺之外还有其余的国家存在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型资本垄断集团组织，他就只是嘴上高喊，绝不取缔。
而大顺要取缔西洋贸易公司的垄断权的前提，就是英国战败，取消航海条例，伦敦东印度公司解体破产；法国带头，各国取缔东印度公司。
大顺不怕搞自由贸易，真要是大家都自由贸易，就算是航海成本、造船成本，物价革命传导末端的大顺，也能卷死整个欧洲的造船业和商船航海业。
所以，大顺这一次参与欧洲战争，所宣传的论调，将会得到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的支持——大顺参与欧洲战争，不是为了大顺的利益，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瓦解罪恶的、不公平的、少数人得利的专营垄断的东西方贸易模式。
很多启蒙主义者会认为，这将是对旧时代邪恶的重商主义的终结，是一场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伟大征伐，是这个时代最进步的事业。
道义上，会有很多人认为，本国征收关税是邪恶的、重商主义是邪恶的、科尔贝尔主义是邪恶的、本国工业保护也是邪恶的。
这些都是新时代的巴别塔，是阻止全人类理性去判断各国的自身比较优势而发展本国最适合的产业的毒瘤。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本国适合种地就种地、本国适合纺织就纺织，放弃本国不适合的产业，只有这样才有全人类的未来——这个想法，源于欧洲的列国纷争，体量太小，互补性很强，他们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顺还没把船开到欧洲，告诉这个时代的欧洲人：不，此时一个上三亿人口体量的国家，是有可能全面发展全产业的。
而这套理论，在大顺本身就已经实践了，并且依靠一个不算完美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做到了辽河种黄豆、山东养柞蚕、南洋种大米、福建种茶叶、松苏织棉布。
但这套理论的前提，是福建、山东、辽东、松苏都属于大顺。虽然牵扯到一些内部地方势力的利益和百姓失业问题，但整体上各省都没有海军和陆军。
欧洲的问题是，我也想搓羊毛、你也想搓羊毛。
你说你更适合搓羊毛，我更适合养羊，可我还觉得我更适合搓羊毛，你更适合养羊呢。凭啥你搓羊毛赚大钱，我养羊赚小钱？
这种空口争辩没啥用，最后还得上军舰、列兵，大炮。谁的军舰多，谁就适合搓羊毛；军舰少的那个，适合养羊。
刘玉之前的欧洲之行，到处兜售自由贸易理念，配上他在启蒙主义者里的“理性学者”的身份，效果是非常巨大的。
最起码，此时法国的显学，重农主义，肯定是在舆论上给大顺以极大的支持。重农主义和种地无关，其核心思想是只收农业税，免除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还有就是资本势力的此消彼长，这一次法国在印度战败，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损失惨重。
而之前一直没机会上车的资本，眼红已久，此时当然是盼着大顺直接把货运到法国，交了关税之后，由他们控制东方贸易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的销售。
这和瑞典的情况还不一样。瑞典没有广阔的内部市场，大顺与瑞典的合作，说的好听点是贸易，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欧洲最大的走私集团。
也就是英国议会关于“西印度蜜糖法桉”议会争论中的那句“北欧工业品将倾销殖民地”的源头——北欧自己有个吊毛的工业品，倒是有两个超大号的和印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东印度公司。
瑞典那百十万人口养不起买办集团，只能养得起专业走私贩子；法国的内部市场可是极为广阔，很能养得起一支专业的买办集团。
而且，如果法国征收对大顺贸易品的正常关税，只要买的足够多，确实可以达成“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效果。
这样，法国就可以取消对贵族和特权阶层征收的“全面二十分之一税”了，这笔税款，完全可以由关税取代。
这是一个能让启蒙主义者、特权阶层、巴黎高等法院、金融资本都高兴的提议。
只要不把那些生产者、羊毛工人、纺织工、陶工等看成是人民，那么这个提议，就是一个对“全体法兰西人民”都有利的提议。
当然，此时大顺趁着欧洲的中国热和启蒙运动，还披着一个“理性主义者的理想国”、“迷信的无神论之国”、“道德与法律之国”的大氅披风，哪怕是这种很务实的谈判，大顺使节团的人也要照本宣科地讲这些大道理。
因为，就法国这情况，早晚这些谈判的东西都要露出去，所以要谈也必须要起着高调谈。
要起高调，那就要避开谈大顺自己的利益，而是要给法国足够的台阶，让法国人看到谈判文本，也觉得大顺这边是真有“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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