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之后才跑，说句难听的，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1714年的时候，大量的地主、商人、土地投机商、先去的一群人，已经把北美东海岸十三州的地，能圈的都圈成私有的了、能占的也都占了。
于是，这才有了北美的“游骑兵”、“边疆人”、“和印第安人边境摩擦”的主力，是所谓的“苏格兰盗马贼和爱尔兰羊倌”。
包括十三州建国之后，汉密尔顿收酒税，第一波重拳出击，出动军队镇压的那群人，实际上都是这一批人。
简单来说，他们在爱尔兰，是被人夺了土地、或者被强制迁过去的佃户，地都被抢走了。
等到了苏格兰英格兰合并，又成了三等人，基本等同于大顺的“无资格科举”的政治地位。
换个王系之后，混的更惨，只能往北美跑。
跑到北美，发现好地方都被人占了，都被私有了，没得办法，继续往边境跑。
也就是这群人，在阿卡迪亚人被驱逐后，他们是最乐意来的。因为但凡在东海岸有个百十英亩土地，谁肯舍家弃业的往苦寒之地跑？
迅哥的话，用在他们头上，也真的契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怯者抽刀，向更弱者。
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帕克斯顿男孩，他们基本都是这些苏格兰爱尔兰人，实际上就是奴化政策成功后的新教爱尔兰人。
印第安人真的是在宾州和他们和平相处，千余里外的地方在打仗，和宾州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帮子帕克斯顿男孩，趁着过年晚上，去把人印第安人的村子给屠了，说是要“未雨绸缪，万一将来这些印第安人也反抗呢”？
宾州的人要弄死他们，因为宾州还有很多印第安人部落，贵格会是和平主义者和印第安人签了互不屠杀的条约。
这群帕克斯顿男孩，组织了军队，一波都冲到了费城了，要土地。
结果也真的就是费拉不堪，被人讲了一通什么“私有土地不可侵犯、圈地是合法合理的、你们不要违背法律和永恒公理”的屁话，就怂了，散了，被说服了。
有一说一，真要说有什么民族性、文化传承什么的话，北美这群种地的，真的是怂的一批，和东边帝国的那群种地的，完全不是一样的战斗力。
现在种地的、边境人、后期的红脖子，这个男孩、那个男孩，这个守护者、那个誓言者，真的是一脉相承。
欺负弱者，一个个呜呜喳喳，可勇勐了。剥个印第安人的皮啊、殴打一下黑奴啊、给混血人弄焦油和羽毛啊，可擅长了。
真到见真章的时候，要干大事、面临真正强大敌人的时候，费拉不堪。
纽堡兵变，都他妈的确定不发军饷了、说好了的退伍金不发了、说好了的没收地主土地补偿也没了，这还不直接哗变、兵变，竟然散了？
谢司起义，已经土地兼并到那种程度了，见到官军一去，连打都没打，直接跪了。哪怕是宋江呢，还知道个招安之前得杀人放火啊，哪有官军一到打都不打直接跪的道理？
威士忌酒税起义，声势浩大，已经联县联州了，正规军一到，还没等打呢，先把头领献出来了。
这份这个男孩、那个男孩的红脖子传统的费拉不堪，一直传承到国会山事件，都冲进国会山了，依旧还是怂。
所以，这群人就是欠教育。
这是病，得治。
怎么治？
让边疆外的敌人，比地主和土地投机商更可怕、比贵族国王大土地囤积商更可怕，他们就知道该打谁了。
这就叫“因材施教”。
敌人还是那群阿卡迪亚人。
只不过，真正的“可怕”，并不是靠个人的勇武、个人的勇气、个人的复仇信念，去单打独斗。
真正的“可怕”，靠的是纪律、阵型、团结、听指挥。
当然，这是战略上的可怕。
而现实的感性感知上，安纳波利斯山谷的复仇屠杀，无疑给这种战略上的可怕塑造了一个基础。
虽然刘玉用法语歌告诉阿卡迪亚人了，要“要懂得怎样斗争！赦免那些悲惨的人们。让真正的敌人后悔拿起刀枪”。
他们唱歌倒是唱，但是显然距离真正理解这句话，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反正杀也杀了，事儿就别浪费了。
大顺这边派到加拿大的人，倒是未必能想这么多。
但是，大顺之前刚在直布罗陀用钻天猴烧了镇子，把经历过恐惧的英国兵俘获后，都出于“仁义”给送了回去。
效果显着，英国也没出现“同仇敌忾”的情绪——买官制、团长所有制、贼配军、拉壮丁醉汉入军、士兵穷的在北美扛活卷的北美劳工怨气冲天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同仇敌忾”的这么高级的东西——反而是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恐战、尤其是恐防守战的情绪。
大顺派到加拿大这边的人，都是经历过直布罗陀之战的，主将陈青海更是往伦敦送战俘以恐吓的直接负责人。
由是，大顺这边边做了个好人：这些亲眼目睹了安纳波利斯山谷复仇的人，就别杀了，送回去吧，帮着宣传宣传，也有利于“让他们后悔拿起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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