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由大顺朝廷先出资，建起来一批棉花田、纺织厂，也算是以工代赈，解决占用黄河无人区的问题。
等到建起来、起步之后，则直接出售给私人，扶植财阀寡头，由他们控制这里的棉花田、纺织业、金属加工、采矿、金融等。
这些人，可能是军功贵族、可能是皇室子弟、可能是皇商、可能是作为皇帝的封赏——至少，让这里的“封地”有意义。否则的话，军功封地，封一片数万里之外的荒地，那是无意义的。
将来他们是被百姓推翻也好、是进化成军国容克封建财阀也罢、亦或者是保持这里浓厚的封建残余，那不是现在能管的，最终还要看北美西海岸的人民自己了。
当然，也可能得靠大顺本土这边。说不定将来天翻地覆，最终要解放全天下，也未可知。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目的是移民，而且是尽可能多的移民。
在实学的激进派设想的那一套基本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或许就是相对来说最效率的。
也是理论上最符合资本论的——虽然，是逆练的。
正如老马所批判的：在欧洲，劳动者虽然自由，但却天然地隶属于资本家；而在垦殖殖民地，则必须以人为手段，来创造这种隶从。
刘玉所有在扶桑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
老马说：一个黑人就是一个黑人，在一定情形下，他能成为奴隶。离开这种情形，他就不能成为奴隶。
一架纺棉机就是一个纺织棉花的机械，在一定情形下，它能成为资本。离开这种情形，它就不成资本。
正如黄金本身不是货币……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这里的关键，是“情形”。
而刘玉在扶桑的政策，就是创造这种情形，利用国家的强力手段，而不是依靠自发的积累兼并分化人口增加等，强行创造出这种情形。
靠自发积蓄、兼并分化、人口增加等，不是不行，而是太慢。
他等不及。
他要使得一个华北的华人，在这种情形下，成为在扶桑被剥削的雇工；使得荒芜的金山谷地区的土地，在这种情形下，成为一种可以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
并且确保，资本能够在这些华人雇工的身上，榨取出远超过船票和八年衣食的价值。
且，在支付了船票和八年衣食后，所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年均收益，要大于在大顺囤地、买地、租佃的投资回报所得。
而要做到这一点，西班牙是关键。
因为西班牙早走了二百年，人口足够支撑起一个市场，且西班牙早年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完全没有把本国工业发展起来。
西班牙的南美，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市场。
如果不能，那么就需要军舰、士兵、大炮，逼着西班牙接受贸易。甚至，扶植南美的大庄园主、混血人等，从母国分离，从而经济控制、倾销商品，完成最后一跳。
当然，也包括大顺对硝石、铜矿、鸟粪石的需求，促进南美西海岸的繁荣，从而扩大市场——甚至，如果西班牙缺乏人口和劳动力，大顺也不介意让禁教后的天主教徒，作为“契约长工”，被运到智利的硝石矿和铜矿上。
而现在，依靠着一战和直布罗陀、吕宋、关税等问题，暂时还不需要彻底让西班牙接受自由贸易，前期这点生产力还不愁卖不出去。
现在要做的，便是依靠国有的资本，对谷地进行投资，先把产业框架搭起来。将来直接私有化，扶植财阀，贱卖或者“赏赐”给要扶植的财阀、寡头、军功贵族等。
如果不能搞清楚大顺本土和扶桑垦殖民地的区别，那么是不可能完成快速移民的事业的。
这两者的区别，老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两边所要创造的“情形”、所需要达成这个“情形”的条件、所要为这个“情形”所补足的东西，是不同的。
分不清楚这种不同，也就必然会失败。
甚至可以说，任何幻想着依靠小农垦殖来完成北美华人移民的，在这个时代、在这种交通技术的限制下，是绝无可能的，也是根本支付不起这巨大的成本的。
于是，这一波移民中的一部分，并不是都去金矿干活。
而是，有一部分人一下船，就直接被带到了适合种棉花的、距离海岸线稍远一些的地方。
纺织厂倒是不急。
因为刘玉对黄河无人区的政策里，有一条是组织女性进行棉纺织业生产，依靠对孟买、苏拉特、达卡等地纺织业的毁灭所空出来的西非市场、或者叫三角贸易市场，来减轻征走土地挖河的生存困境。
移民到这里的妇女，都是会纺织的。
只要那边的棉花种出来，第二年移来的百姓，根本不需要过多的培训，直接就可以把纺织作坊、或者南通地区的家庭铁轮织布机的包买模式，直接移植过来。
黄河无人区的工程，也算是完成了演练。
于男性，数年的河道挖掘、湖堤修建等，使得他们逐渐拥有了一定的组织力，并且熟悉了众人劳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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