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顺这个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刘玉的变革，其后辈徒孙们，又延续并发展了这个理论——全面的反动，复全民宗法制，长子继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这个既是治标不治本，也实际上是压根不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人口的路线之争。
说是路线之争，并不是说他们与时俱进的想法没有可行性，也不是说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对实学一派来说，即便能用，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
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最终目的是为“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减轻难产的痛苦。
而不是说，要全面反动，复全民宗法制、礼法、长子继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终复古井田。
而现在，刘玉拿出的这套理论，之所以会有拥趸，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可以自圆其说。
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
这套理论，若归纳起来，就两个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
第一个：人均粮食。
人不爱粮食，只是用粮食，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十万斤粮食。
爱和用的区别，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属于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的水平。
一亩地才多大？画个圈，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
而这些的基础，又是“国富”理论，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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