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的，自然的秩序。
亦即，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型。
这种模型，很快就在法国、意大利等，遭到了反对、修正，激发了极大的反弹。
包括说，历史上支持自然秩序的意大利的那几个启蒙运动旗手，加利亚尼、博德罗·维利等人，历史上都在这场思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一个国家不能在没有另一个国家失败的情况下受益】。
后世，把这个说法，叫零和博弈。
意大利的自然秩序派，很快就对原教旨的重农主义做出了修正，因为加利亚尼发现：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是他妈的现在世界连成一片了，意大利边境产粮区更喜欢把粮食运到国外，也导致了意大利的饥荒。
历史上，加利亚尼率先对重农学派的理论做出了修正：国家应该适当干涉，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应该禁止出口。而且，应该先完成国内的粮食贸易自由流通，然后再琢磨出口。
然而，很显然，这种修正后的“半吊子”的理论，按照欧洲这边的信仰魔怔程度，很快就遭到了攻击——自然秩序不彻底，就是彻底不自然秩序。
正统重农学派，先开始喷意大利启蒙派，你们懂什么叫自然秩序吗？懂什么叫人不应该设计秩序，而应该让秩序成为人行为的结果吗？
法国内部的科尔贝尔派，自然大喜过望。他们喷完了本国的重农学派，立刻向意大利的启蒙派开炮，雅克·内克尔，喷完了杜尔哥后，又冲着加利亚尼一通喷。
这里面，有点像是盐铁之论时候的争论：国家到底要不要干涉经济？干涉的话，哪些要干涉、哪些不干涉、哪些应该完全放任？钱是否可以由私人铸？盐是否可以私人搞？粮食之类的东西，是否应该调控，亦或者依靠自然秩序自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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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国的政治格局，有是和大顺这边不同的。
理论上说，大顺这边，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朝廷通过漕米、赈灾等手段，要控制粮食价格的；而且，至少在刘玉改革之前，大顺按照传统的路子走，对外出口管制也很严格：大米、战马、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出口的。
问题在于，法国没有一个科举制的官僚集团，也没有郡县制，更没有一个真正的朝廷。
这就使得，法国其实很难学大顺。至少现在学不了，法革之后搞一搞，还有可能，但现在肯定不行。
要么，自由贸易。
要么，重商主义。
就真的没办法全靠自己搞成一个混合态。
法国有君主，但无政府官僚体系；有内朝，但无外朝；有官员，但无考试制度。
政治构建上，缺了点东西。
缺的这点东西，非常关键。
缺的这点东西，就是大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走到拿三那一步的经济改革；而法国旧制度下，只能在重农主义和科尔贝尔主义之间，左右横跳，无法弄出稳定的中间态。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也很好理解。
重农学派的改革，依仗的是君权，或者叫中央集权以君权的形式表现。
是以，想要改革成功，就要加强集权。
而法国的君权，和大顺这边的皇权，还不一样。
法国的君权，是依托于贵族旧制度的。
而要改革，就要损害贵族利益。
这事，或者通过激进的革命，大西王附体，杀杀杀杀杀杀杀，把旧贵族杀个干净顺带把国王也弄死，搞个不需要君主这个形式的中央集权，塑造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的法兰西。
要退回旧制度？杀。
要搞最高限价？杀。
反对最高限价？杀。
不分地？杀。
分地？杀。
重农主义自然秩序？杀。
科尔贝尔国家管控？杀。
保王党？杀。
立宪派？杀。
温和共和？杀。
激进共和？杀。
空想社？杀。
杀到最后，把两边极端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者都杀没了，只剩下老葛朗台那样的了，也就稳定了。
地的原主基本都被杀没了，除了小农分到了点地，大部分土地是被拍卖的。既是卖，总得有人买不是。
上面是一大群老葛朗台；下面是一群迷迷湖湖的只能寄希望于凯撒的小农。
要么，就和大顺这边一样，有先人的遗产：有商鞅变法、有法家集权郡县、有黄巢屠世族、有科举、有印刷术和纸张打破文化垄断……
当然，这两件事，也基本可以看成一件事。
只不过，大顺这边花了千百年，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抗争、改革、政变等等，最终走完了。
而法国这边，在短短几十年内，把这一切走完，注定了只能是杀杀杀杀杀。
大顺这边的葛朗台，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是和土地私有制绑定的——我不管谁当皇帝，谁保护私有制、谁承认地契、谁能带来秩序，我就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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