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都到了有一点文字狱的地步，比如历史上的苏轼，任职湖州之时，因为上书说了几句反对的话，立马就被抓到御史台关了几个月，贬到黄州去当团练副使了，只能开始自己在东坡种地，写一写《赤壁赋》什么的。就因为这点反对之声，苏轼不仅自己坐牢被贬，还牵连的几十个其他官员。
有人说大宋的大规模党争是司马光造成的，其实也不然，许多事情有因有果。王安石变法之时，用尽手段打压异己，手段也是极其狠厉，不容半点质疑之声，朝堂之上贬谪之臣，数之不尽。
这也直接导致后来保守派再上台，那些昔日被贬的、入狱的、受牵连的，自然要清算之前的仇怨，又造成了大规模的清查倒算，无数变法派又倒霉了。
这就是因果关系。把党争之事都怪罪到司马光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司马光是一派集团代表，王安石是另外一派集团代表，他们都不仅仅是个人。王安石的变法本身而言并不十分成功，错漏不少。司马光的反对本身而言并非真的一无是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党争之事，归根结底就是两派集团互相仇怨结得太深。你当初把我往死里打，我起来了，自然又把你往死里打，其中理性不多，已然成了感情用事，成了报仇雪恨一般。
唯一一个理性之人其实是苏轼，王安石变法，他反对了许多，倒霉了。司马光上台后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又觉得变法里面还是有不少好政策的，不该全盘反对，接着又倒霉了。
理性人，在感情用事的大潮里，就是大悲剧！
此时甘奇要安抚一下司马光，就是要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派别冲突，想要温水煮青蛙，其实也是甘奇平衡手段高明，隐隐是帝王心术。
司马光听得甘奇安抚之语，还在犹豫，这家伙也是有一些骨气的，一个不爽，十有八九就会撂挑子不干了，回家写史书巨着去了。
甘奇见得司马光如此，又道：“君实兄，此番我出征之时，京中出现了众多士子请命之事，陛下处理得实在有些过激，陛下年少，热血上头，一气之下以暴力手段对待士子，此事我就不说了，君实兄乃是直臣谏臣，当为御史，时时警醒教导陛下，如此方为臣子忠良之道也，换做旁人，皆做不了君实兄此般直谏。”
甘奇又在忽悠司马光了，他心中自然是觉得皇帝做得对的，有时候就得这么干。但是忽悠起司马光来，甘奇却说出了一番让司马光感到认同的话语，让司马光还觉得甘奇是那圣贤子弟中的代表人物。
君子欺之以方，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
司马光一听，果然心中感动不已，他进来抑郁非常，抑郁之事有二，一是因为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让他受不了，频频上书皇帝，让皇帝罪己，皇帝见都不见他。二来就是在甘奇这里感受到了一些背叛之感。司马光最近还真起了一些回家写书的想法了。
此时听得甘奇这番话，立马感觉自己受到了认同，拱手一礼，话语铿锵：“甘相公，只怪下官无能！”
司马光是真觉得自己无能，怎么谏言也说服不了皇帝，这不就是御史中丞的无能吗？
甘奇摆摆手：“君实兄不必如此自责，陛下是年少，你我年少之时也是如此秉性，这倒也怪不上谁人。这般吧，明日我入宫去禀奏，陛下年少，当敏而好学，此乃历朝历代之规制，当有人侍读侍讲，我便进言一番，让君实兄每月抽出几天时间给陛下讲讲经，如何？”
司马光闻言，更是感动，给皇帝讲经，就是教皇帝为人为君之道，这本是甘奇的差事，乃帝师之荣誉，更重要的是甘奇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去亲自教育皇帝成才。
司马光再拱手：“臣定当竭尽全力，以圣贤之学，引导陛下成一代圣君！”
成了，忽悠司马光，还真不难。
甘奇点着头，满脸欣慰，还夸一句：“君实兄实乃国之栋梁也。”
“比起甘相公，下官愧不敢当。”司马光心中真这么想，且不说甘奇的功绩，就说这样的领导，哪里去找？
司马光忽悠好了，开开心心回衙门里去了。
王安石心中多少又有些不乐意了，只是他不表现出来，而是与甘奇说道：“甘相，真要说起来，我倒是觉得陛下做得虽然激进了些，却也无甚过错，当时情况，甘相不在当场，程颐之辈，过于张狂，非狠厉之法不足以平息此事。”
忽悠了一个司马光，甘奇还得又要忽悠一下王安石，甘奇笑道：“是非对错，其实并不重要，君实兄于御史台，统领言官，各处商税推行，摊丁入亩，皆要仰仗与他，他也做得极好，朝堂上下，能如此一心为国，便是好事，于国于民皆有大益。”
甘奇其实已然体会到了当一个裁判的艰难，本来这裁判应该是皇帝的，甘奇如今却已经体会到了。
甘奇也是明白一个道理，不论什么时代，都需要保守派的君子人物，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底线。也需要激进派的进取人物，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上限。若是一个时代只有保守，那就会陈腐不堪，如果一个时代只有激进，那就会乱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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