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李自成也好、罗汝才也罢，都还算有点军事水平，还有李定国、孙可望以及李过，都是不错的将领，在建虏入关后，也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联明抗虏。
倘若都让他们回家种地了，实在是可惜。
念及此，崇祯皇帝就给孙传庭写了一封信，让其将着人将全部俘虏押送到京城来，还特地让孙传庭将流寇的一应战马、军械一并带来。
崇祯的想法是，干脆不要将这支部队呆在关内，待他召见之后略施隆恩，随便给个官职发配到关外去骚扰建虏。
甚至明面上的说辞崇祯皇帝都想好了，赎罪，赎他们在关内祸乱八年的罪过，但凡能给建虏造成些麻烦，崇祯皇帝都在所不惜。
孙传庭倒是也没让崇祯皇帝等太久，沿途快马传递之下，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天，崇祯皇帝就收到了孙传庭的回复。
流寇降卒问题倒是不大，这些流寇早就被孙传庭打怕了，再加上朝廷一直在山陕两地花费巨资赈灾，流寇没有了兵源和造反的土壤，在得知不用死的情况下，倒是都十分老实。
倘若不出岔子，大概半个多月后押送他们的队伍就能抵达京城。
但是孙传庭却给崇祯带来了个坏消息，而且是很坏很坏的消息，坏到即便崇祯皇帝做足了心理准备，仍旧是坐卧不安。
“王大伴儿，那吴又可还没找到吗？”崇祯皇帝不满道。
孙传庭的信里只是寥寥提了几句，说近来秦兵驻地以及太原府周围的村庄，多有百姓因为发热、呕吐而亡，死状甚是恐怖，脸部发紫、七窍流血。
孙传庭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崇祯皇帝却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小病，而是肆虐欧亚大陆数十年，造成上亿人死亡的可怕瘟疫，也就是鼠疫，在欧洲它还有个别称——黑死病。
这种病传播途径广泛，不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还可通过飞沫、血液、口水，以及蚊虫叮咬等途径传播，而且潜伏期非常短，基本两三天左右，有时候早上还是好好的，晚上人就没了。
一旦感染了鼠疫，在没有可靠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崇祯皇帝之所以一直在找吴又可，正是因为这鼠疫，倘若放任不管，鼠疫会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杀死大明至少上千万人。
明史里有着明确记载，观者无不触目惊心：
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在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在京城，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鼠疫实在是比流寇，甚至比建虏都更有破坏性，而且这种破坏性是永久性的，基本传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死绝。
崇祯皇帝虽然知道一些防疫的招式，譬如戴口罩、勤洗手、少走动，对患者进行集中隔离等等。
但他毕竟是外行，而且这时又没有后世的条件，甚至连个医院都没有，更别说那么多先进的仪器。
他需要一个懂医学、懂药理，又怀有医者仁心的人，根据他对传染病的浅显理解，代他去深入病患区防疫，而吴又可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人。
吴又可是中国“温疫学派”的创始人，为了研究鼠疫，从崇祯十四年到十七年，从南方只身赶赴山陕、北直隶等重灾区，几乎亲历了每次疫情，推究病源，潜心研究，最终根据实际的治疗经验撰写成功了《瘟疫论》。
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在世界传染病医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此赢得后人的广泛尊重。
疠气说白了就是空气传播，只不过这时候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其他的科学仪器，看不到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罢了。
“皇爷，还没有消息，老奴已经将赏格提高到了一万两了，并非下头人不好好办事，可老奴寻遍了整个江南，也并未打听到这么个人，老奴让皇爷失望了，请皇爷降罪。”王承恩跪地请罪道。
“唉！起来吧！这不怪你。”崇祯皇帝叹了口气道。
吴又可是个游医，所谓游医，就是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医馆，常常都是背着个药匣子，手里拎着个铃铛走街串巷，靠行医治病为生，走到哪儿呆到哪儿。
也正是这个原因，想在诺大的大明寻摸这么一个人，实在是大海捞针般困难。
“孙传庭信中所说的这个病不能大意，去传召太医院的人，叫他们都来乾清宫，还有内阁的人，朕要开会！”崇祯皇帝打定主意道。
鼠疫很可能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传播，只不过由于这时候交通落后，再加上官员的不重视，以至于现在才初见端倪。
既然已经无法挽回，无法将鼠疫消灭在初期，那就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至少要立即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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