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一个狂夫，作为一个儒生，他居然敢质疑孔夫子，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但李贽非常清楚的知道，要让儒学不再成为革故鼎新的桎梏，就必须先从儒学的至圣先师，孔子开始。
因为孔夫子是旧儒学的经典和偶像，即便是夫子生前，一再反对自己成为经典和偶像，但最终他还是成了至圣先师。
矫枉必过正，他对孔子的尖锐批评，必然会让他饱受争议，但那又如何呢？
只要人们开始思考，孔子的话是否还适应当下的时代，这就足够了。
一个文明的圣人，在他适用的时代结束后，给文明留下的必然是桎梏与枷锁，就算孔夫子真的是圣人，他能后知五百年，他的理论、他的思潮在第五百零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落后。
孔子本人清楚的看到了这一天，他反复对学生们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够把道发扬光大，而不是道能来弘扬人。
在人和道的关系中，人是活的，道才是活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实践、思考，不断的传播、弘扬、发展道，道不会自发的变得伟大或者高尚；
人若是死的，道就是死的，当儒学士开始述而不作的时候，人就死了，道也就死了。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我真的什么都知道吗？如果这样想，才是无知，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那是虚妄的。有一个粗鄙的人来问我，我对他所问的问题，本来一无所知，我也要从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去探求，直到把问题解决清楚为止。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不是自己擅长的地方，要虚心求教。
连事鬼神的商王，都觉得祖宗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要自行修改占卜的结果。
孔子从来没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的圣人，因为他知道不存在这样的人，他反对一切都懂，反对将一个人神圣化，他知道人不是圣，他的思潮、理论都有他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所以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当弟子称孔夫子为圣者时，孔子明确否认了这种说辞，因为孔子并不想成为文明前进的桎梏和枷锁，但不幸的是，现在孔夫子确实成为桎梏和枷锁。
数千年前的理论，被因循守旧者奉若圭臬；他的正确性不可以被质疑，甚至解读他的话都视为对圣人的不敬；他被捧上了神坛，成为他最不想成为的那个
偶像。
这何尝不是儒生对夫子的背叛。
李贽所求者，乃一个可拥戴亦可质疑，能钻研亦容戏谑儒学夫子之世道，不过是想令夫子自神坛而下，复归先师本相，故奔走讲学，但得一人心契，便不负经年苦功。
这可能是思想发展历史上的永恒困境，当一种思潮，被制度性的收编为权威，其原初的批判性，便再也无法保持，这或许正是矫枉必过正这句话的历史现实。
思想史的发展史，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翻烧饼，完全否定反对过去，在时光的长河中，再去认识过去，最终达到另外一种共识，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被称之为翻烧饼。
同样，李贽的讲学聚谈，也充斥着对今日世界的思考。
刘吉面色复杂地说道：“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分歧，会慢慢形成一个鸿沟，这种分歧，就是朘剥的过程，朘剥他人的劳动、朘剥他人的时间、朘剥他人的人生。”
“以前王司徒说，白银都是百姓的血汗钱，诚如是也。人一生的劳动、实践、人生的意义，都浓缩在了一枚枚的银币之中，谁占有了它，谁就获得了这一切。”
“这就是利润可怕威能的根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推动着这一切。”
刘吉对李贽的看法非常的认可，因为他看到过血淋淋的例子。
西非黄金海岸的带血黄金、尸山血海中托举而出的白银、秘鲁种植园里尸骨累累中孕育的可可，都是李贽‘利润就是朘剥，朘剥就是利润’的真实注脚。
“价值和价格的分歧，也是一个永恒的矛盾。”王谦对李贽的这番言谈，也是非常的赞同，他掌管燕兴楼，燕兴楼里，价值和价格的分歧，更加扭曲。
一些烂票，比如船龄已经到时限的三桅夹板船，也有人在里面做局设套，就是有人相信，大明工匠们可以巧夺天工或者用铜包木，可以延长船龄，冲进去追涨，后被彻底套在了山巅之上。
傻子太多了，骗子根本不够用，就是燕兴楼交易行的基本情况。
李贽有自己的局限性，就像他用孔子反对孔子一样，他猛烈抨击异化后的儒学，但未提出系统性的替代方案，‘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世俗化主张，并不足以搭建新的理论框架。
李贽做的事儿，一直以来就很明确，他是个批评家，他更多是在破坏性启蒙，而非建设性改革。
刘吉、王谦、叶向高、熊廷弼、姚光铭等人，对这个分歧，似乎也是束手无策，没有太好的办法，王谦思前想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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