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必贵当、计必贵当、利必贵当、法必贵当；言必责实、行必责实、功必责实、罪必责实；此四当四实，唯有如此，国是定，人心一，则上下之间，崇本尚质，急当下之急务而不为无益之事。”
“江陵公做的极好。”
高拱把张居正叫做荆人，这是一种蔑称，葛守礼就拿这话堵过张居正，现在高拱当着张居正的面儿，叫张居正江陵公，因为张居正做的的确很好。
哪怕是换成伊尹来做，不过如此。
“臣有除八弊疏，恳请陛下御览。”高拱从袖子里摸出了一本奏疏，这本奏疏已经卷了边，显然是已经写好很久很久了，而且时常翻阅，朱翊钧示意张宏呈上，认真的看完了除八弊疏。
这本奏疏的全名为《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朱翊钧逐字逐句的看完了高拱的奏疏，合上让张宏交给了张居正，开口说道：“高先生，远胜徐阶严嵩之流，乃国事干臣也。”
“朕疑惑为何高先生在嘉靖年间已经写成此疏，却从未上奏言此事？”朱翊钧从来没看过这本奏疏，张居正也没看过，显然这是高拱自己写好，但是从未拿出来的改革纲领。
这本奏疏讲的是吏治，除积弊，总纲为反腐，在高拱当国的二十九个月时间里，高拱一共惩贪六十四起，惩处贪官污吏一百六十四人，他当国惩贪反腐，功效极佳。
但是高拱从来没有把这本奏疏拿出来过。
朱翊钧发现自己确实跟张居正说的那样，对高拱的认知是有些偏见的。
“彼时严嵩徐阶当国，二人皆为贪墨巨蠹之辈，臣这本奏疏，便不能上奏了。”高拱回想起了当初，奏疏早就写成，但是彼时大势根本不允许这样的奏疏出现在朝堂之上，否则高拱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高拱选择了留在自己的手里。
“陛下臣不认同。”张居正看完了奏疏，将奏疏还给了张宏，摇头说道：“新郑公奏疏臣从未看到，但是新郑公的作为，臣看到了，他惩贪反腐，可是陛下，臣仍然以为，贿政造成的姑息为国之大弊，不除姑息，何谈惩贪？”
张居正和高拱在政治上最大的分歧，就是是否反贪，张居正认为先除姑息，再除贿政；而高拱认为贿政是姑息之基，除贿政就是除姑息。
高拱是个清廉的官员，若是贪赃，冯保早就追杀到新郑去了，还能让高拱活到现在？
高拱当国办得最大的事儿，就是惩贪。
高拱有姑息，他姑息了晋党，默认了杨博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包庇自己的党人，山西籍无一罢黜。
而张居正用考成法破姑息，官员升任罢黜，皆由考成而非人情，糊名草榜，底册填榜，除了姑息再除贿政，否则姑息大弊之下，惩贪根本就是无根之萍，不可能有效果。
“放到第七橱窗内，为政学。”朱翊钧让张宏把这本奏疏拿去了政学橱窗之内，认可了高拱的谏言。
朱翊钧看着高拱说道：“朕以为先生说得对，惩贪反腐是一定要做的，但是破姑息大弊在前为宜，朕把高先生的奏疏收入第七橱窗，等考成法大成，则惩贪反腐，除贿政之弊。”
朱翊钧仍然支持张居正的做法，先破姑息，同乡、同师、同榜、姻亲等等复杂关系制造出了一张互相包庇、互相袒护的大网，若是不能把姑息之弊破除，又如何反腐呢？
高拱脾气很倔，他承认张居正干得不错，但是他绝不承认自己不对，他还是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先惩贪杜贿政，姑息自破，这种政见之间的分歧，最终让高拱和张居正分道扬镳。
这种争端在隆庆六年一月时候，最为激烈，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弹劾蓟州三镇总兵戚继光贪腐，贿赂兵部左侍郎谷中虚。
戚继光、福建参将王如龙、游击将军金科、福建都司佥书朱珏等文武，都在弹劾的名单之上。
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兵部左侍郎谷中虚、福建何宽回籍听勘，福建按察使莫如善致仕，按察司转委运史李廷观冠带闲住，推官李一中降用。
但是武将屁事没有，因为张居正包庇了姑息了武将。
戚继光在蓟州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嘉靖二十九年和隆庆元年的入寇，都和这里有关。
高拱重清流，张居正重循吏。
朱翊钧比张居正更重循吏，大明都烂成这个模样，谁能做事就用谁，殷正茂贪怎么了？拆人家门怎么了？搬人床榻怎么了？不把倭患匪寇平定，权豪别说家门床榻了，连人都得死。
如果是隆庆六年，让朱翊钧选择，他还是选张居正，不选高拱。
“臣愚钝，仍不觉自己有错。”高拱对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
朱翊钧摆了摆手说道：“高先生今日就回新郑吧。”
“臣告退。”高拱见小皇帝已经完全被张居正所蒙蔽，选择俯首告退。
张居正也一同离开，算是送送自己的当年的同道中人，他们二人在嘉靖、隆庆初年也是志同道合，同志同行同乐的朋友，只不过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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