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亮的想法很简单。
姬文秀也好，任朝辉也好，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实际上都是要叫司马亮站在他们的一边，服从他们的道理。
而所谓的道理，也就是是非曲直。
姬文秀当然有她的理，而任朝辉也有他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司马亮能说谁的不是理？谁不占理呢？
倒也不是他在和稀泥。
是非这个东西，跟那个视频连在一起。谁真谁假？谁是谁非？其实只是一个罗生门的问题。
信的恒信，不信的恒不信。信与不信，只取决于你站的立场。问题在于，从司马亮的角度出发，他谁的立场也不愿意站。
但又是回避不掉的。
也许在姬文秀面前，在任朝辉面前，他可以虚以委蛇，但是真的要见了调查组的话，还能回避吗？
所以司马亮思考的结果，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只需要具备一般的常识即可。常识问题，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是不可回避的，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所以司马亮决定，如果见了调查组，他就不论是非，只说常识。
调查组说到就到。
由于不是直接的当事人，调查组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司马亮。而是充分听取了当事双方的意见后，才找的司马亮。
具体过程，司马亮当然也不知道，但是他有常识。既然要调查事情，那肯定要先找当事人，听一听各自的一面之词。然后，调查组会有一个综合的判断。
由于双方当事人高度对立，他们的一面之词，当然也是尖锐对立的。调查组要取舍是非，那就需要对第三人或者第三方进行调查。
从而印证当事双方谁说了谎。
不过调查组找到司马亮的时候，并没有对事情的本身说什么。只是说，“我们从视频中看到，你也在场，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在场，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我们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在事发现场，你在现场干什么？”
司马亮就说，“说起来这个视频的事，我也是有责任的，倒不是说，我是当事的任何一方，我不是。”
“只是根据我们公司的会议纪要，视频中的几个当事人，归我们人力资源部门管理。而我们经理又把这个责任，分给了我。”
“说实话，我一个小干事，自己觉得，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管理这几个曾经的部门经理。但是领导分配的任务我又不能推诿。”
“我只能实事求是地给经理说，你叫管理，我认为我只能服务，经理也同意。可是我服务的对象，他们到了牛总办公室，我却不知道。”
“这个可以说是失职，所以说是有责任的。而我半路进去，也不是我自己要进去的，而是我们经理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出面，到牛总办公室把几个经理劝离。”
“在视频中你们也看到了，最后我也是完成了经理交代的任务，把他们从牛总公室带走了。”
调查组的人只是静静听着，默默地记录着什么。
司马亮说完之后，调查组显然得到了自己的答案，接着又说，“你把你去的目的说清楚了，你是有使命在身的。不管怎么样，你是身在现场。”
“按照你的观察，那些经理说那小伙子是秘书，准确地说自称是秘书。你认为他是不是？”
司马亮想也没想，就说，“那小伙子是不是牛总的秘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从公司的人事编制上来讲，是没有秘书这个岗位的。公司当时的定编定岗，我是参与者。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没有问题。”
“如果调查组有什么疑问，有当时的定编定岗的文件，一目了然。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公司，是不设立秘书这个岗的。”
“但是，视频你们也看了，视频中那个小伙子，确实自称是秘书。当然，后来他又改口了，到底是不是？我也不能认定。”
“不过，从常识来讲，那几个部门经理进入牛总办公室，是在小伙子之后，他们进去小伙子就已经在了。而牛总不在，以前牛总是在他办公室的外间办公的。”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牛总不在，而那小伙子坐在牛总的位置上。也许他也跟经理一样，是有事找牛总，而牛总不在，他就留了下来了。”
“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牛总不在，他的办公室的门，应该是锁上的。不但部门经理们进不去，那小伙子也进不去。”
“可是从视频看，从我在现场观察，牛总确实不在。只有小伙子和部门经理们在争吵。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我知道的，我看到的，就是这么多。不过我想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不管小伙子的身份如何，假设当时他不在牛总办公室，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两种情况，一种是牛总在，部门经理们顺利见到牛总。但是考虑到，这几位部门经理是被一刀切下来的，他们心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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