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并不赞成主动出击，去打高奴的刘曜，他对裴该解释说：“由此前抵高奴，地势愈高而丘陵愈密，道路险狭，难以排布大军……”
其实冯翊郡北部地形也是如此，属于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虽然土地没有后世那么贫瘠，但同样可耕地面积稀少，导致人口更少。正是利用这种地形，陶侃才能够顺利堵住刘虎，不使入平；而倘若是在南部平原地区，以铁弗骑兵那种来去如风的速度，晋军很难封堵得住，或许最终只能固守城池、要隘，再以游军寻机挫败之，则周边乡村、农地，就难免要遭受胡骑的蹂躏了。
其实相对而言，冯翊郡北部粟邑、梁山两县还是有一些河谷间平地的，丘陵顶部平缓处也有不少，然而一旦出境，也就是从后世的洛川县直到延安市，这片地区的丘陵更高、沟壑更深，密密麻麻有若蛛网，就几乎找不到几块开阔地出来。
陶侃因此说道：“北上唯溯洛水（上洛水）而行，然而水势曲折，流速却急，必然步卒踯躅、舟船难输……”陶侃是惯会使舟的，只要碰见稍微大点儿的河流，他就会考虑以舟船运送物资，省时省力。但是上洛水在高奴以南的这一段，实在曲里拐弯到让人心浮气躁的程度，大军若是沿岸而行，道路时宽时狭，估摸着每走十里地就必须得横渡一次；再加其水南注，多带泥沙，导致暗礁密布，舟船也不易行，使得陶侃惯用的法宝完全就祭不起来。
即便惯于在长江流域丘陵、沼泽地带作战的陶士行，也对这种地形状况头大如斗——同为丘陵，北方和南方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同啊，战术无可套用。
因此刘曜可以派小部骑兵南下骚扰，晋人却不可能搞什么“寇可往，我亦可往”。因为晋人多为步卒，一则行军速度慢，很难达成奇袭的效果，二则必须阵而后战，才能对抗草原骑兵，但这一路上就没有什么能够排开大军的地方啊。
在这种情况下，你派小部队去，或者分道而行，那就是给刘曜送人头的；若遣大军谨慎前行，刘曜拉上马车，抢先就跑了，你上哪儿逮他去？晋人怕骚扰，是因为田地带不走，即便不是收获期，被战马来回踩踏一番，就会对明年的农耕造成很恶劣影响；胡人不怕骚扰，因为主要是畜养牲畜，随时都能够驱赶着换块地方去吃草——再贫瘠的土地，终非沙漠，粮食难产，难道会连杂草也不生么？
故此陶侃坚决反对出击去打高奴，裴该手按地图，反复筹划，最终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就暂时抛掉自己旧有的想法，反过来问陶侃：“然若不能痛击刘曜，使彼常来侵扰，我便须如在安定时所规划，沿边筑堡，层层设防，如此还如何挥师东向平阳，以逐胡虏啊？陶君可有教我？”
安定郡内终究地广人稀，又不当与胡汉接触的最前线，主要筑点儿碉堡，防止游牧民族深入其境就行了，即便彭夫护再来侵扰，在缺乏内应的情况下，不大可能造成太大破坏。冯翊就不同了，一水之隔就是平阳和河东，是对敌的最前线，而且南部平原地区是关中主要粮仓之一。倘若一个不慎，被胡骑下了平，农业生产必然遭受严重破坏；而若正当自己渡河去打平阳的时候，刘曜抄掠后路，也可能使得整场军事行动宣告失败。
一旦放了胡骑入平，则长安以北，再少天险，整个关中局势都会岌岌可危。为什么在原本历史上，索綝、麴允等人困守愁城，最终还是被刘曜攻破了长安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更没有胆量将胡骑驱之于冯翊以北，导致渭水河谷遭受反复蹂躏，再加上司马保断绝陇道，则粮秣日蹙，这连吃都吃不饱的军队，还怎么可能守得住长安城呢？
裴该当日趁着刘曜暂时北归的机会，克复并死守大荔，就是为了保住这一片膏腴之地，他可不想一招不慎，再把这头老虎放过来啊。刘曜目前只是侵扰，但若被他屡屡得手，再加在高奴积聚，则一旦自己东攻平阳之时，会不会趁机发动全面猛攻啊？那自己还有可能顺利东渡黄河么？
陶侃听到裴该之问，低垂着头考虑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说道：“我倒是有上中下三策，请大司马选择……”
裴该一听啥，又是三策？古人啊，你们就没点儿新鲜的说辞吗？哦，好吧，其实我也很习惯说三策来着……当即注目陶士行，态度诚恳地说：“陶君可明言，该洗耳恭听。”
陶侃首先伸出一枚手指来，说：“其实所谓下策，便是大司马适才所言，沿边筑堡，以防胡扰。大司马与陶某云，于安定郡内，自朝那至临泾，筑十九堡，近两千人；相比之下，冯翊正面较窄，地势更险，以侃筹划，东西十堡足矣。然而安定以北，虚除所据，刘曜势不能将主力往扰安定，却可能将主力来扰冯翊，是故各堡屯兵，起码三百之数。
“由此刘曜残匪，于两郡间便可牵制我五千人马，况乎还有其间的北地郡。五六千军并粮草供输，不是小数，倘真如此，大司马可用以东渡以击平阳之军必寡，十成胜算，折为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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