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岳原本打算，若是苏峻强攻拿不下合肥城，那我就只能用水师去攻合肥水门了——多少还是有些胜算的。只是如今华援已到，军又齐整，则我军即便拿下合肥，又有什么意义啊？
合肥城位于江、淮之间，临近巢湖，周边虽然多是平原地形，水网却相对密集，理论上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故而三国时代，始终是魏、吴争夺的焦点。满宠因之而废旧合肥城，挑选地势更险要处，建此合肥新城，堞高橹密，实非易取之处。
王敦此次北伐，完全是因应苏峻所请，复听从了钱凤所言，来趁乱占便宜的，故此发兵不足两万，其实并无深入华境的决心。倘若苏峻食言不肯来援或者起码配合呼应，则原计划止步于巢湖以南地区，争取只吃下一个庐江郡；是因为苏峻率三万兵马来合，这才有了强攻合肥，进取淮南的信心。
然而华援已至，青州兵又已败退，邓岳自思，我即便拿下合肥，也不敢再前出一步，且还需留兵驻守。合肥位置很重要，必然成为长期争夺之处，但以江南目前的状况而言，实在不宜跟华人拼消耗啊……
于是遣人禀报王敦，建议撤兵，独留苏峻守在江北。
数日之内，双方对峙不动，青州军残部和晋人自然不敢再攻城了，陆衍顾虑到施水上的舰船，也不便接近岸边。苏峻见此状，不禁慨叹道：“邓伯山已有退兵之意了吧……”他如今所部士卒陆续跑散，剩下的不过六七千人而已——多是起家旧部，或者东镇后才从青、徐招募上来的——估计靠这点儿人马，不仅守不住庐江郡，也守不住徐州南部的广陵、临淮、下邳等处啊。
于是亦行文王敦，请求退向江南。
沈充不建议让苏峻过江，他说：“此子豺狼之性，只可以利诱之，不可寄托腹心，若许其渡江，不便安置，将来必为国家之患。”
钱凤却说：“若留苏峻在北，恐亦难久守，则大将军此番出师，近乎劳而无功。若拔庐江百姓南徙，并容留苏峻数千兵，稍有所得，可以振军威，并坚晋王守江之心。苏峻所部多北人，既归江南，人地两疏，有何难制啊？如何会成为国家之患？”
王敦素信钱凤，至于沈充……前阵子他利用沈充而“兵谏”司马睿，事后不得不破灭吴兴周氏，然后漏点儿利益给沈氏，使得沈氏之力更盛。那么对于一个无根基、无兵权，只能依靠自己的钱世仪，和一个根基深厚，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数，随时都可能扯旗自己干的沈士居，谁更可信，那还用说吗？
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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