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对房地产业没有过深的了解，但是也猜到天宇大概也有很雄厚的经济基础，他的公司是房地产开发，那个时候的房地产开发几乎都是赚钱的行业，只要有本事开这样的公司，几乎就没有赔本的。国家扶持的力度很大，因为让老百姓吃饱饭和住暖和是最基本的国策，吃饭的问题，一般人是很难染指的，那是基础中的基础，国家必须牢牢的抓住不放。但是，房地产业中，国家只是抓住了大的方向和大的脉搏，只要不是违法犯罪和行贿受贿的事情，只要不是惊动了中央或者百姓怨声载道，那么绝大多数的房地产业都是盈利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好奇。可是，我没有一次有机会问到这件事，即使再好奇也只能慢慢的等待着。凭直觉，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是有故事的，这几年来精神科生涯中不断被事实验证了的直觉，真的很准。
为了更好的给天宇创造康复的条件，在康复部的安排下，我们选择了一个心细的老护士专门照顾着天宇，从日常生活饮食和起居睡眠等各方面加强引导和暗示性的和恢复性的治疗。每天上午理疗做完后，护士将他带到康复治疗中心，参加三到四项与记忆恢复有关的治疗。比如读书、听音乐、做一些放松性的和诱导性的康复训练，特别是阿曼古丽护士长专门按照我的想法，在康复训练中加入了最近刚在国内兴起来的感觉练习。
可是，最初的几个疗程下来，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天宇的病态表现依然故我，没有丝毫的改观和进步。现在都过了半年多了，天宇在病区里还是不与任何人有任何的交流，即使是在眼睛的对视也不从来存在。天宇好像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人的空间的人一样，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人——除了每周来探视的他的妻子雅雯。
对这样一个任何感觉都没有的老年性的精神病人，我更加不安，如果他是长期住院的病人，现在就是处于衰退期的时候，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主要采取避免他进一步衰退的康复治疗手段，那就是只希望他的衰退稍微延缓而已，我们都知道进入老年期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儿痴呆的。所以他如果不进步，即使原地不动，那也是一种治疗上很大的一种进步了。
然而，这些的效果都不佳。
路老师也早就从我的报告中了解到了天宇的情况，他还在医务部组织的查房中重点看了天宇，但是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在好几次的病例讨论会上他也同样没有说什么。直到半年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和我讨论了一次，他也大致同意我现在的治疗方法，并且与我一样认为天宇的病情有很奇怪的外在表现，是一种非正常的表现。他还以一种非正式的表述告诉我，他说天宇的病态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也就是说，天宇根本没有精神病。
懂得一点辩解学说的人应该知道，当一个问题提出来，需要经过辩论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的办法时，往往需要好几种情况，但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人故意站在对立面，使辩论能够继续下去。对于天宇，我们目前无法对他进行精神病的法医司法鉴定，因为没有人提请这样做，何况他是主动被家人送来住院的，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的违法犯罪问题。即使他在以前的商业活动中可能会有什么，但是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否则他早就可能被查了。
因此，我决定主动当老师的对立面，与老师就天宇目前的问题展开一场辩论，以求找到最合适的解释。其实，我对老师的判断根本不存在任何怀疑，因为他所看到的与我所看到是完全一样的现象。我们就是需要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看能不能解开天宇这个谜而已。
所以，我辩解道：“但是，老师。自从天宇住院以来，我们使用的治疗手段都是正确的，至少目前没有任何问题。”
路老师微笑着迎着我的话说道：“小夏，你说的没错，在医务部的主持下，我们专门研究过你的治疗方案，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老师有意的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天宇既然不是一个先天的哑巴，为什么他至今没有开口说话？所以，治疗方法的正确可能不代表就是和病人对症的是不是？”
“这怎么可能？老师，”我说道，“医学上对症治疗是最基础的问题。”
老师还是笑着说道：“对症治疗在其它疾病上可能是符合医学规律的，但是在我们目前还找不到病因的精神疾病上，也可能是错误的决定。”
“那么，老师。我们对天宇做过很多次量表，几乎所有量表的指向都是认可我们对他确实有精神病这个毋庸置疑的结论的呀。老师，您曾经对我说过，精神病的每一种症状都不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在某一些阶段也是表现不一样的，一般的人是伪装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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