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后退一步，便会后退两步、三步，敌进我退，权力阵营便会步步失陷。
一旦军队凌驾于文官之上，国家的风气从重文抑武转变为崇尚暴力，那么战争机器便会被重新启动，开疆拓土、空耗国力。
但话不能这么说，武将也是有脾气的，这番道理跟直接问候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并无区别。
所以，他只能找一个尚算委婉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军政分离，乃天兖立国之本，一旦开此先河，陈规旧例被打破，便会有更多的官员想要挑战旧俗，若长此以往，人心动摇，国本何固？”
卢裕宣似听进了王霈贞的劝说，他沉思片刻，复又说道：“是下官思虑不周，应先选一过渡之法观其效果，再言其他。”
不待其余官员想明白他所说的过渡之法为何物，他已然转向昭仁帝，进言道：“陛下，微臣以为，当由靖安侯贺夔率两衙禁卫军接管各地税关。”
靖安侯贺夔是武将，统掌军权，但他管的兵，是昭仁帝的属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靖安侯贺夔，倒勉强算是文官武将中间的过渡人物。
卢裕宣的意思很明确，从两衙禁卫军中抽调部分兵力，驻扎于全国十大税关，禁卫军对贺夔负责，贺夔对陛下负责。
如此一来，便相当于将税关的权力，直接收归到了昭仁帝手中。
是昭仁帝，而非中央或者朝廷。
换言之，如果昭仁帝是位贪财的皇帝，便有了可将税银运往自己私库的渠道。
当然，在“家天下”的概念下，朝廷的便是皇帝的，二者表面上并无甚分别，但对于皇帝本人而言，区别还是很大的。
国库的银子，轻易动不得，昭仁帝若想给后妃制一批首饰，给自己缝两件新龙袍，或给太后修一座碑立一座亭，得先写报告跟户部审批。
银子不见得能要得到，但言官劝诫申斥的奏章一定会送到他的案头。
可私库里的银子就不一样了，想花就花，无需看人脸色。
所以从昭仁帝私心而言，他很满意卢裕宣的谏言。
但私心是一回事，国策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基本的道理，昭仁帝还是懂的。
他看向贺夔，问道：“靖安侯对此事可有何意见？”
贺夔照旧一脸严肃，看不出喜怒，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臣乃武将，只懂如何领兵打仗、加固城防，对于税关的运行机制，臣一窍不通。”
“但臣乃陛下之臣，若此举可解陛下之忧，臣愿马首是瞻，绝不推辞。”
贺夔的意思也很明确，一切全凭陛下做主，您要我接这项差事，那我便义不容辞；您不要我接这项差事，我就继续管我的城防。
昭仁帝满意地点点头，复又问向中书令王霈贞：“中书令如何看？”
王霈贞心中暗自叹气，他能如何看，从卢裕宣点出贺夔这一名字起，局势便发生了变化。
现在已经不再是文官武将的对立问题，而是他王霈贞与贺夔的对立问题。
他能直言担忧军权膨胀失控，但他不能指着鼻子说担心段凰郡主手下的贺兰军军权膨胀失控。
一旦具体到某个人，问题便会太过具体尖锐，成为了针对某个个体的人身攻击。
他若继续说不同意，那么问题的焦点便不再是军政分离，而是贺夔本人的心性品质和工作能力。
除非他跟贺夔就此撕破脸，在文武百官面前将贺夔贬低得一无是处，那么，他便只能同意卢裕宣提出的这个折中之法。
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监察御史从哪个庙里取的经，一波三折，以退为进，竟将满朝大臣压制得无毫无还手之力。
当然，最最关键的，他已看出了这是一个局。
从贺停云提议于朝会之上公开庭审，到杨斌当众揭发，再到卢裕宣以退为进的两次谏言，到最后贺夔的临危受命，环环相扣，天衣无缝。
所以杨斌带来的巨大威胁仍然存在，若他再次驳回卢裕宣的谏言，那么问题的焦点一定会再次退回到杨斌手中的受贿名单上。
所以从始至终，等在王霈贞面前的从来不是一道是非题，而是选择题。
二者择其一，再无转圜的余地。
满朝文武的目光聚焦到了王霈贞身上，无论他们能不能看清楚这个环环相扣的局是如何运作的，但不妨碍他们意识到，眼下的局面并不利于他们。
从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掌握主动权，而是如同汹涌洪流中被裹挟的泥沙，被迫走到了如今这个局面。
这种被动和无力感，让他们感到恐慌。
可事已至此，王霈贞早已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他无奈地垂下头，拱手道：“臣以为，此举可行。”
一锤定音。
由顾北柠提出的税关改革，就此拉开了帷幕。
此时此刻，或彷徨、或激愤、或不满、或焦虑的满朝文武，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命运，早已被千里之外的小小女子，牢牢握在手中。
这座帝国的基石已经被撬动，新的生机已然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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