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好像也不是不行？
刘邦总算把那个敏锐机变的自己找了回来，要是按这个来，那朕也说得过去啊，朕与冒顿约为兄弟，那叔伯就应当帮助侄子才对！
冒顿和朕兄弟之情深厚无比，朕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的部族出现问题呢？
就算暂时不能直接用兵，但这样理论上能有点进展也不错。
东汉，建武十七年。
刘秀冷笑，怕是只有那句“以怀人望”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我大汉绵延数百年，民心所向，这个刘渊怎能舍得不用这样的人望？
倒是那个汉朝官制，朕不是废掉了大司马改为太尉，这汉赵，怎么又出现了大司马，还是与太尉并存？
大司马的权力设置，就是纯粹的权臣，这样的名正言顺的官位，难道后世子孙又把它复设了？那我大汉的天下，岂不是又落入了一个个权臣手中！
东汉，建安年间。
此时的三国都尚未称帝建国，刘备尚且还是一方割据。
但，虽然对匈奴追封并不怎么感兴趣，刘备和诸葛亮都还是察觉到了不妙的内容：“蜀汉，蜀汉在阿斗手中就败亡了吗？”
一方面，是阿斗被称作后主，不论后主究竟是否是指亡国之君，但若阿斗是后主，与后相对的只有前，也就是算上自己，蜀汉只有两任君主；
另一方面，阿斗既然即位，为何还要被刘渊追封？只能是他在之前并没有作为皇帝的谥号。
【但是，匈奴的衰亡是在武帝时期没错，而刘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
【虽然在刘恒期间，汉朝基本上对匈奴还是维持着和平政策，除去防守匈奴的入侵外，基本并没有主动对匈奴发动过攻击，但此时的汉朝的军事态度已经在改变了。】
【除去民间官场的自发转变，刘恒的态度同样关键。】
【一方面，刘恒在努力发展民间生产的同时，不忘充实军粮，他采纳了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的建议，“入粟拜爵”，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而这些人可以得到足以免罪的爵位。这样的方法，既改善了农民的处境，更让边境的军粮日渐充实。】
【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御边，刘恒“募民实边”，在边疆建立城邑，招募百姓迁入，迁入的百姓由朝廷发放农具、粮食和衣服，直到他们稳定下来；同时，这些百姓还要按什伍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以备匈奴入侵。
这一政策开发了边疆，加强了防御力量，也减轻了内地的负担。】
【最后，极为关键的一项政策，是马政，刘恒在边地建立马苑三十六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由三万官奴，饲养三十万匹马。同时，鼓励、奖励民间养马。】
汉朝初年。
刘邦别的不说，只看到刘恒养马三十万匹、又鼓励民间养马，就激动地一拍大腿：“战马好啊！”大汉自建立以来，就饱受缺马的困扰，而缺马的问题反映到对外作战上，就是总是被匈奴溜着走，只能防守，而难以主动出击。
那个武帝的好孙子能够将匈奴打成那样，必然已经解决了——起码暂时解决了缺少战马的问题，不然，汉军出塞就是一个大问题。
而缺马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刘恒的马政就是关键一步，纵使这三十万匹马并非都是战马，那也很好了。
汉朝，景帝年间。
前两个政策，“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都是晁错的上书，一时间让刘启有些陷入回忆。
“吾亦恨之”，吾亦恨之啊！
不过，现在的军功集团，早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耀武扬威的军功集团了。
想到这里，他又想起那个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是他看重的太子刘彻，不由心情更加好了起来，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效的，削弱军功集团，控制诸侯王，这些举措都给日后的大汉造就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
只有没有后顾之忧，刘彻才能那般与匈奴进行暴烈的战争。
宋朝，开宝元年。
赵匡胤叹道：“造就辉煌功业的时代固然值得瞩目，但在此之前，为这些功业做了深厚累积的，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功业。”
汉武的辉煌让人炫目，也让认无法不为之心动，不论他的评价到底是正面是负面，是明君圣德还是暴君好功，他都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存在。
当然，这不是说文帝就让人忽视了——作为三代之后的第一贤君，刘恒的存在感一样强，而名声还要远胜刘彻。
但，关于刘恒的评价，同样也被局限于他的贤君爱民，仁德治世，对于他的武力方面，却甚少有人论述。
这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原因都在于做出评价的人的倾向：不推崇武力，更推崇仁德，更向往“三代”、或者说，书中的三代。
赵匡胤提起这件事，也不只是一时感叹，他更关注这样评价背后的思想倾向。文帝的仁德很好，但大宋需要的不只是仁德，更需要文帝那般为军事不断做出准备的政策！需要的不只是休养生息，更需要休养生息之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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