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西北这一边。
胡衍说服了陕西各地的行商代表，为童贯提供出兵青唐的军资后勤保障，这一做法也得到了秦刚的认同与赞赏。
青唐城的重要性，早在童贯于高邮向他请教的时候，秦刚就已经指出过：
大宋经济强盛、市场繁荣、商贸发达，但是支撑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正道——河西走廊，却被西夏人紧紧攥在手中。鼠目寸光的党项人，只知道走这条道的商人能够挣钱，便肆无忌惮地对来往之人课以重税，层层盘剥，从而犯下了杀鸡取卵的重错，却令这条商路从此沉沦。
而在一时无法解决西夏的情况下，通过突然出兵并拿下青唐城，这便是让大宋另外打通了一条与西域建立起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次选通道。
最关键的价值还在于，青唐城的收复，可以在军事上，使得大宋可以进一步震慑西夏国内的主战派，并在战略上形成对于西夏的左右夹击的有利形势。
而眼下，正是解决青唐问题的最佳时期：
宋夏之间的短暂和平，既是大宋西北地区休养生息的良好机会，同样也是西夏这个野心不减的西北草狼恢复实力的机会。早动手，西夏人就越是来不及有所反应，从而只能坐视大宋完成西北地区的重新布局。
在之前，一直主张对吐蕃人开战的孙路、王赡先后被调离，看起来，似乎显示着大宋朝廷并不想在西北地区强化军事倾向，偏重于和平安定的态度。其实这不过是赵煦想在表面上故意迷惑对手的花招罢了。因为对于大宋而言，真的要开战，并非也就只有这两三人好用罢了。
吐蕃人只是知道熙河路新调来了一个不谙军事的经略安抚使，还换来了一个资历并不够深的兵马都监赵驷，却并没有人去多花一点心思，了解一下这个赵都监最近几年的战事结果，更没有人意识到，他可是一个比那口头上天天想要夺了青唐城的王赡还要危险一百倍的武将。
更何况，熙河路还一直蛰伏着一个坚定开边志向的边境名将：王厚。之前的朝堂斗争阴差阳错地让他转任了文臣，可是在大宋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他目前的差遣，反而比其他人更具备了统领一方大军的资格。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青唐唃厮啰家族内部，都是忙于各种的内乱与权力争斗。
首任赞普欺南陵温死后，继任者是其第三子董毡，而董毡却因为没有儿子，死后便让养子阿里骨继位。
阿里骨自身威信不低，他活着的时候，尚还能镇得住底下的各个部落，但是等到他死后，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瞎征时，便有不少部落的首领开始站出来，质疑瞎征继位权的合理性：
因为吐蕃人向来尊崇贵族的出身，唃厮啰本意就是指佛的儿子，而瞎征的父亲阿里骨并非董毡的亲生儿子。于是有人便提出，应该把赞普之位还给真正的唃厮啰家族之人，比如，当年欺南陵温的哥哥札实庸龙的孙子溪巴温，他就比较合适。
于是，不同派别的支持者，开始了激烈的斗争，甚至是直接的军事行动。
唃厮啰的内部争斗，便是给予大宋为此出兵的最好借口。
于是，元符元年八月，原通直郎、勾当熙河路公事王厚自已申请重新转任回武职，便由原先正八品的通直郎转为从七品的西上合门副使、知河州，并加任了一个洮西安抚使。
这个洮西安抚使十分有意思，看官职之意，应该是处理河州及以西的军务治安事务。虽然从眼前来看，并没有从熙河路中再分出新的一路出来的条件，但是从此战的战略目标来看，要是能够一举攻下计划之中的青唐之地，新增的诸州，的确便是具备了新建一个洮西路经略安抚使司的可能性。
当然，更现实的作用，就是眼前至少是给了暂任这一职务的王厚，有了相对独立的领军指挥决策权。
随即，组建了征西军，并由王厚任征西军正统军；
东染院副使、熙河路兵马都监赵驷，授为洮西兵马钤辖，为征西军副统军；
陕西六路走马承受童贯，为征西军监军；
另征西军旗下还纳入了此时正在熙河路的第六将王吉，第八将魏钊、第十二将刘仲武等将。
这第几将的排列，一般在作战时也是作为各位将领的出兵上阵的顺序，所以数字越小，上阵越早。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第一将战死后，才会遣第二将上阵，所以主帅越器重的大将，他的数字就越大，其能力与战力也是越强。这次的第十二将刘仲武，也是在泾原路章楶麾下曾屡立战功的猛将。
而且这些将领还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当年渭州演武堂里的优秀“毕业生”，身上都会带着非常浓烈显着的“秦校长”的烙印。
进攻青唐，第一个挑战是双方士兵战斗力的对比。
印象中吐蕃兵总是凶悍异常，实际并不然。而产生此印象的原因，其实只是要在高原地区作战，来自于平原的普通宋兵会出现缺氧症状，而久居高原的吐蕃士兵却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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