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十五刚的首次大朝会，赵佶便宣布了他对宰执团队的调整诏命：
罢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赵挺之；
罢门下侍郎吴居厚；
任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恢复其首相之位；
进何执中为中书侍郎；
邓洵武为尚书左丞；
时隔一年，等于政事堂的整个形势完全倒了过来。
更重要的是，经过前几年蔡京、高俅等人刻意奉迎赵佶的一系列举措，御书体系的日益成熟，就如这次的宰执调整，连过去的锁院、宣麻等拜相仪式都不需要搞了，直接就以朝会上的御书宣布，然后群臣连同反对、质疑的机会都直接被剥夺，唯有纳头谢恩。
赵佶的独裁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而复相后的蔡京果然也不会让他失望。
蔡京主政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在尚书省复置议礼局，这个机构在名义上是负责礼制修订和礼器研究，实际上的作用却是两个：一为赵佶不断追求奢侈生活寻求所谓的礼制依据；二便是通过各种外在事物标准的制定来神化皇权、强化赵佶独裁手段的合法性！
这些怎能不令赵佶心里感动：复蔡京的相位，真是做对了！
二月，蔡京再次提出要改革科举制度，为了能够真正为大宋王朝聚集人才，他提出了“八行取士法”，也就是按照儒家所提倡的“孝、悌、睦、姻、任、恤、忠、和”这八种德行，从乡里开始推荐具备实际表现的优秀人才，经县、州审核后，便可直接进入太学的上舍，并免试授官，而有不足者则按其等级分入州学。
这种取士法看似挺有道理，实际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为它本质上就是汉晋“举孝廉”的变种，而“举孝廉”之所以被科举制所取代，就是因为举荐权往往被垄断在统治者手中，它想举荐谁，谁才有资格进入官员候选之列。
毕竟，经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坚持正义大道、不甘屈服于强权的铁头硬骨们，尤其是在秦刚所控制的东南几路中的各州县官员中，这种倾向是越来越明显。所以，蔡京所推出的所谓“八行取士”，表面上声称是科举制的补充手段。实际上却是他们疯狂利用皇权手段优势，肆无忌惮地聚集同类、任人唯亲、掌控朝政的趁手利器。
为了符合惯例，八行取士并非直接授官，而是先进入太学，实际走的是升入上舍再转官。这点相当关键，为以示公平，朝廷同样接受南党——如今对秦刚等东南派官员的新称——推荐的优秀人才。不过毕竟太学是在蔡党的掌控之中，有些人就算能进入上舍，但也有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被降舍。
进入三月，蔡京推出了他的复相第三把火：宣布发行大观新钱。
深谙经济的蔡京更明白，这次重新执政，关键要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皇帝的真心认可，最要紧的事还是赚钱。而所有赚钱手法中，最快也是最高效的，莫过于铸新钱。
蔡京有过成功发行崇宁当十钱的经验，并在那次获利颇丰，这次他也是故技重施，新开铸的大观通宝，除了普通的一文小平钱外，还有可折算成十文的折十钱。
大宋每次开铸新钱，都是由朝廷文思院用刻出新钱的木质雕母，呈送皇帝审批后，再翻铸成铜母钱，然后分批发至各地钱监，全面开铸。
此时大宋钱监经过熙丰时的扩大，已扩建为二十六处钱监，除了最早的陕西、淮南、江南等地，又在两浙、福建、广南等矿产地建有。
秦刚在杭州拿到了大观通宝的铜母钱后，特意叫来李清照一起欣赏。
“奸相为节省铜料而采用了狭缘，但是昏君却用他的瘦金体弥补了视觉上的这点缺憾。”李清照毫不留情地指出，“大观通宝这四字，笔划繁简差异甚大，难得被他处理得恰到好处，让他做官家，着实有些浪费，还是去钱监做个题字匠更合适。”
“哈哈哈！娘子给他安排的这个差遣确实不错！”秦刚一边笑道一边从身上摸出了一枚崭新的铜钱，初看与这钱母的样式是一模一样，但是明显看出个头却是大出了一圈多。
李清照惊讶地叫道：“这怎么会是大钱？大观通宝的折十钱么？”
秦刚双拿出了一枚正式了通宝小钱，放在一起解释道：“这便就是蔡相做的好算计！他不仅是故意压迟发往两浙与福建路钱监的母钱，让他们的钱监抢先开工铸出新钱，还故意不给我们发送折十钱的母钱。”
李清照接过这两枚铜钱，稍稍掂量了一下后道：“这大观折十钱应该是比崇宁的又轻了些吧？崇宁折十钱应该能有三枚半小平钱的份量，现在这枚，感觉也就三枚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朝廷每发一枚大观折十钱，就能赚七文之利。所以，他们故意推迟给我们的折十钱母钱，让我们只能先铸小平钱，而他们那里便可多铸折十钱，钱利就全归了京城那边。而如果我们心急自行铸造折十钱的话，没有钱母，铸出的钱一定会有偏差，大家也会排斥南方铜钱。”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