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最新传回的消息是，西征军已经攻下了伊州【注：即今天的哈密】，并一路进逼西州回鹘的国都高昌城【注：即今天的吐鲁番】，号称骁勇善战的回鹘军队在刘仲武的大军面前，却已经连败十多场，如今已经到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正面交战的程度。
刘仲武的军事威逼以外，还派出了使者，西州回鹘签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宣布弃辽朝宋，正式承诺成为大宋的属国。于是，大宋西征之师将会凯旋班师。
接下来的新的一年，宋辽两国都正式宣布要启用全新的年号，大宋改元政和，为政和元年；大辽改元天庆，是为元庆元年。
改元这事，最初只是新君即位改用自己的名号加上元年开始纪年，然后一直到下任君主。但是在秦惠文王即位到第十四年时，因为自己封号由公改王时特意改了一次。之后汉文帝在第十七年时又改了一次元年，被后人称为汉文帝后元。
汉武帝即位时，受董仲舒等儒生提倡的“天人感应”之说影响，开始将帝王号改为带政治寓义的“建元”作为年号，还根据阴阳术数每隔六年就改元一次，先后用了“元光”、“元朔”等十一次之多。
后面的皇帝便开始随心所欲了，懒的十几年改一次，勤快的一年改一次，像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十七次；宋仁宗也不差，在位四十二年改元九次。
年号这种事，除了被奉为正朔的中原王朝，同时期的所有王权小国也都各用各的。所以像汉末三国、晋末十六国、以及宋前五代十国，直到眼下的辽、高丽、交趾，以及已经不存在的大理、西夏都有过各自的年号纪年。
总之，年号这事，除了改朝与新君即位必改外，遇上政局变动、制度改革，甚至是祥瑞灾异出现等都会改动。
但是这次，《文明》上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要对纪年方法进行变革的文章。
作者简单回顾了一下以上年号纪年方法的来由与发展后，直接指出它存在的天然弊端：
年号名称毫无规律而且越来越多，即使是史学专家，不查阅资料，根本就法确认它是具体的哪一年。
而且朝代更迭、政权林立之下，许多君主在确定年号时很难保证它们会不会重复。像“?建元”在汉武帝首创后，后晋康帝、前秦苻坚、南齐高帝都用过。像“?太和”，魏明帝、后赵石勒、北魏孝文帝、唐文宗也都用过。所以，光提年号，有时连具体的朝代都无法确定。
文章作者随即表示：他无意挑战当前的年号使用，只是希望在整理历史，表述上百年之前的旧事时，能够有一个定义清晰、明了且判断方法简单的学术性纪年方式。
于是作者便向前历数了汉武帝最早的建元元年，秦始皇的始皇帝元年，再往前到周、商、夏王的开国元年，最终定格了在黄帝即位那一天，正逢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黄帝乃中华夏各族共主，又是整个华夏文化的起始，所以他提议，就以这一年作为最绝对的开始元年，命名为黄帝元年，而所有历史纪年都由此具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参照标准：
黄帝元年，黄帝即位；
黄帝一百年，黄帝崩；
黄帝六二十八年，夏立；
黄帝一〇九八年，商立；
黄帝一六五二年，周立；
黄帝二四九一年，秦亡汉立；
……
黄帝三六五七年，宋立；
……
包括眼下这一年，宋称大观四年、辽称乾统十年，哪怕在交趾称会祥大庆元年，都可统一标记为黄帝三八〇七年。经过仔细整理后的历史大事黄帝纪年表上，那些纷繁复杂、难以辨识的历史年份问题，立刻显得一目了然、迎刃而解。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极其聪明，他虽然挑战的是此时看似不可质疑的年号命名，但是他却明确地把它引入到历史记载与记录这一特定领域，而对于在日常生活以及眼下的社会管理中，并不反对当前年号的使用。同时，他也无意于对于已经被众人接受与使用的近阶段年号进行反对。
尤其是，越是年代久远、局势复杂的历史往事中，黄帝纪年的优势也就越明显。
最重要的是，作者所提的这个纪年元年的标准，源出于任何一国、任何一位君主都无法质疑的华夏始祖——黄帝。
万松书院山长周邦彦亲自将秦观迎进厅来。
这份礼遇不仅表现出了周的尊重，更是他这次希望能从秦观口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指点。
秦观整了整衣冠，进来之后对着厅中已经坐着的几位打了招呼，在座的都是《文明》期刊的几位编审主笔。《文明》不同于那些普通的报纸，由于极高的学术性，被周邦彦从书院里请来了好几位极具各方面专才的夫子。
“今天怎么到得这么齐？”秦观环顾了一圈后对周邦彦笑问：“可是美成想要办诗会？”
周邦彦摇摇头，对秦观道：“请少游来，自然是要解决一个难题，请看看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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