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就看吧，谁怕谁？戴正光鼓起勇气，终于把手伸向那摞子材料，眼睛却望向卫生间：“靠，啥玩意？”
那些复印的公安局卷宗是被害的五个女人的简历，乍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像是一叠子公司的求职简历。
姓名、年龄、两寸的正面免冠照，全都是靓眼睛、俏鼻梁、瓜子脸，露着浅浅的微笑。
也许是应了白崇林那句老话，漂亮的女人长得都差不多，这五个女人就象五个孪生姐妹，一看便知是同一个男人同一双眼睛挑出的眼中西施。
戴正光翻了一遍额头就冒汗了，再一翻脑子里便像钻进了一窝蜂；到第三遍，他只翻到了第二页。他的脑子就变成了没有频道的电视画面，哗哗地全是雪花，那些晃动的雪花变化着各种难以说清的形状。
白崇林走出卫生间，又进戴正光的卧室瞧了一瞧，回到客厅时，看到戴正光正眼含泪水，脸在痛苦地抽搐。脸色白得像张纸，一张年代古远的宣纸一捅就会破的那种。
“你怎么了？”白崇林像是被戴正光吓了一跳，实则却是暗暗高兴，他知道他带来的咖啡起作用了，但他还是故作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戴正光像是一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充满恐惧地看着白崇林。痴痴的，一种让人心动的温顺和无助。
那是一种傻了的眼神。
“你到底怎么了？”白崇林靠近前去扶着戴正光的肩膀，试着又摇了摇，“你别吓唬我，要不要叫救护车？”
戴正光摇摇头，尽量让自己保持着理智的清醒和内心的平静。
白崇林拿过那摞材料，又翻了一遍，边翻边说：“这材料我都看过了，这五个人中根本就没有周薇和司徒娟子，说明她俩都还没死。我拿这叠材料来给你看，就是要让你放心的，你却紧张成这样，为什么？”
“为什么？就因为她、她们也会，会死的，两个、四个？这样就就是……六个了……”戴正光竟然有些语无伦次。
白崇林听着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两个、四个、六个的？”
费了很大的劲，戴正光才对白崇林说：“死的这五个女孩中，有四个你认识。”
“四个？就这里面？”白崇林惊讶地指着那摞子材料。
戴正光艰难地点了点头。他用手指指着那上面的一个个名字。尘封在他脑子里的那一页页粉红色档案，也轰然被打开——
苏红，女，二十九岁，原籍苏州，香港某银行高级职员。
严格地说，这个女孩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初恋情人。因为周薇只是他还在少不经事的年纪里莫名其妙爱上的一个精神情人，整个过程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单相思；而对于曾芸菲，他虽然和他上过床、做过爱，但他始终有一种被强奸诱奸的感觉，他知道她很爱他，但他却从来也没有一种被爱的感受，他只是躲着她、随着她，惟恐其恋而远之。
苏红，是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两人都爱文学，都爱外语，都曾经为《少年维特之烦恼》而烦恼；为《红楼梦》里宝玉的唏嘘而唏嘘、黛玉的哭泣而哭泣。他们也一起谈自由、论民主，说改革、讲开放，甚至幻想着大学毕业以后，一起到美国留学，去看曼哈顿的繁华、去登世贸大厦的至高，去领略拉斯维加斯的风光。大学毕业以后，她果然去了美国。而他，却因为父亲的极力反对，而回到了江都。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
三年前苏红学成回到香港，任职某银行的高级职员。她曾三番五次地到江都市来找他，旧爱重温，自是风情万种。他至今还不明白的是，在第九次约会的时候，她居然没有赴约，只是在电话里哭着说了一声，“对不起，我不能再来找你了”，就从此音讯全无。谁能想到，就在三年后这一堆死人名字里，她竟排在了第一个。
第二个的名字叫柳婷婷。此女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是广州某报一位记者。今年照说也有二十七八岁，可材料里所列却只有二十五岁。
两年前，他们邂逅在一列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当时，卧席包厢里从武汉和郑州各下去了一个人，只有他们俩是同往北京。旅途的寂寞成了一对孤身男女的激情催化剂，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两张铺到钻进同一个床先后用了不到十个钟头时间。两个星期以后，他完成了出差任务回到江都；她也旅游完大半个中国回到了广州。从江都到广州相隔100多公里，却阻不断一对青年男女的情感交流，直到她后来另觅男友结了婚。婚前的头几天，她还到江都找戴正光，度过了她作为单身女子的最后一夜疯狂，之后他们才真正地断了往来。
戴正光不明白的是，他们断了联系已近一年，她为什么还会被杀在江都，和这么几个人的名字排在了一起。
江春燕。
如果这个女孩的被杀与戴正光也有牵连的话，那她死得更冤。
她今年才18岁，湖南岳阳人。是大富豪夜总会的坐台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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