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他们周围没有人跟从、没人信他们的鬼话，他们还能把造反继续多久？”
赵重弼将桌子一拍：“言之有理！”他端起酒杯来仰脖子喝了，然后告诉李丹：
“你此去余干且放手去做，我明日到衙门先给你开具文书，给你个饶州团练副使、南部都巡检的名义。
既然广信府有过先例，你已领过从九品的官身，我饶州府当然亦可萧规曹随。
非常时期嘛，当行非常之事。又恰好余干、万年和安仁在我管辖之内，便宜得很！”
李丹闻言大喜，连忙郑重谢过。
这样他在这三地的行动便更有合法性，而且也具备了官方性质，不仅可以使用驿站驿传，还有就地征发与就近调动团练的权力了。
从这件事上他也看出，由于叛乱频发，官府对各地下放了权力，以便各级机构及时镇压。
接下来赵重弼向李丹介绍了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先说湖匪。鄱阳湖内最大的力量有三支，北边大孤山的白浪、中湖南康府的江豚和南边扛浪山（即李丹前世印象中的康郎山）的蓼花子。
这三人之中，白浪势力最小，但却是百姓认为最仁义的，与另两支经常冲突。
江豚人多船多，可打仗不灵，所以常请蓼花子来助自己一臂之力。蓼花子人和船的数量虽不如江豚，却是最凶恶，也最活跃的。
李丹听这个人的名字，立时想起上次和一窝蜂（顾大）交手后逃走的那个蒋彬，就是蓼花子手下大将一道天董七派来的。
经常接济、收容矿乱者的也是他！此人手下号称有三万人，实际精锐能战的大约八千。
那两路，江豚大约有众万人，白浪有三、四千左右。
至于作乱的所谓矿匪，目前他们在饶州境内还没成大股气候。主要原因是这边的矿山都比较小而且分散，难以形成如浙西南和闽西那样的力量。
最大的也不到千人，多数都只有数十、百号人，而且武器纷杂，许多人只有竹枪而已。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湖匪蓼花子串联他们时比较容易拉拢利诱。
唯一缺点是多数人习惯山地，像蒋彬那样乐意跑到湖里去吃饭的并不多，更多的人是在犹豫或因家小拖累而放弃。
赵重弼也大致讲了下官军这面的情况，可以说比李丹想象的还糟糕。
由于各地镇压的需要，饶州府的兵力空虚了，主力都在东部、东南的山区里，只有少量野战部队留下来，在湖区周围防范湖匪的攻击。
在府治鄱阳有五千人，此外浮梁（景德镇）两千人、德兴千五百人、乐平一千人、万年两千人。
本朝军制以承袭前朝为主，军队的构成大体分为三类：卫所兵、营兵和城戍兵。
先说卫所兵，前朝在全国分三十六卫，每卫有适龄（十五岁到七十岁）丁口四至六万上下，每年有一万人到卫所驻地报到并承担值守、接受训练，这就是四年轮番制。
这种方式随着前朝的扩张影响甚广，李丹依稀记得，俄国哥萨克就采用类似这种服役制度直到帝国垮台。
但本朝卫所兵则由军户专任，子承父业，是专业化世袭军人。
申请成为军户的家庭可领到与人丁相应的土地，四十亩以内免赋税，上缴四成给卫所做军粮，四十亩以上及新垦荒地赋税减半。
全国自太祖建国至今，在兵部管理下，全国有三百七十六个卫，下辖共一千六百五十四个所。
每卫大体保有可征发适龄（十五岁至五十岁）丁口五千六百人。
卫设指挥使，行万户级别，平时由兵部管理并提供补给，进入战备状态（府以上区域性动员令）后向所在省（路）的都指挥使（万户级别，隶属五军都督府）负责。
指挥使下面管辖各所，主官由千户（千人至千五百人）或行千户（七百至八百人）担任。
这个军户一旦申请了军籍，一般是不允许脱籍的。但如果可以募集到其他愿意顶替加入的户主（见注释一），那么他可以在缴纳一笔不菲的手续费用后脱离军籍改回民籍。
比如麻九，就是属于这类极少数的例子之一。
军户出征从卫所领取武备、牲畜和甲胄，但军衣、鞋袜要自备。有些卫所经常要应对变乱事态的，也会允许士卒领用并保管武器、牲畜，比如长城沿线多是如此。
行军干粮一般往返五日内（比如侦察或巡逻）自备，超过五日的由卫所配给。
由此可见卫所兵来源主要是藉选，也就是有事时按户籍点卯或抽选参加服役，军户的户籍也不是固定不变，接受投充（应募）或简拔，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的稳定。
因为是世袭军人，一般认为卫所兵战斗力较强。故上饶之战中，各地守将首先想到的便是征发本地卫所武装。
李丹等人所到之处，卫所千户充任守备的比比皆是。
卫所兵家在本地，为保卫乡梓也确实敢战。
但自宣宗皇帝以来，九边及西南、东南地方的卫所兵对频繁出动影响农事大为不满，故宣宗后期决定在卫所制外采用募兵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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