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扮演“体系外变革者”和“体系内改进者”新老两种角色，都是要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进行修正，但二者修正的向度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发挥“体系内改进者”作用，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争”得更多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则是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合作收益的分配上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这更多地表现为中国的“让”利之举。从修正的程度来说，变革大于改进。虽然中国在体系内只是以扩大“实力界定收益”基本逻辑例外的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诉求更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但这样的“改进”过程仍然因发达国家的阻却而举步维艰；而观之以中国在体系外发挥变革者的作用，却能做到自觉地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准则更多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而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到底谁有更大的意愿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可谓立判高下。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对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扮演“体系外变革者”新角色，集中体现在中国推动和引领“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上。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方案起到大力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作用，为中国推动和引领创建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共建“一带一路”是对国际合作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发达国家按照自由主义理念，惯于采取“消极一体化”方式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即主张去政府管制化，极限发挥市场作用。而“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简言之，共建“一带一路”，既要发挥有效市场作用，又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即在传统“消极一体化”方式之外，“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了政府服务市场的“积极一体化”功能。这种体现中国发展经验“积极一体化”方式的引入，例如，将“政策沟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先导，可以有力促进沿线国家之间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形成的超大规模合作必然对制度供给提出重大需求，于是，就有了中国推动和引领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创建的必要性。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题中应有之义必然包括中国在其间扮演“体系外变革者”角色。中国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其“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等。既然“一带一路”倡议是为变革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暨“中国方案”，而且法治化又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那么，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应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国不仅起到了推动和引领作用，而且扮演的一定是“变革者”角色。
最后，“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积极倡导搭建的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为中国可持续、成体系地推动和引领创建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广阔舞台。“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发展形成的经验和基础，与沿线其他国家的发展意愿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合作上的优势互补。析言之，“‘一带一路’建设可使中国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供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并非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生发的零星和短期的合作，而是一个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长远的重大合作倡议。以此为平台，中国可久久为功，推动和引领创建渊源多样、体系完整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目前，“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据统计，截至2023年1月6日，中国已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合作文件具有双边、诸边（包括区域性）和多边多种类型；既包括条约这样的国际硬法，还包括众多表现为联合公报、合作倡议及情况备忘录等诸如此类的国际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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