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人信息保护二元路径
基于上述，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将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诸多挑战，亟需寻求切实的治理路径进行应对。综合而言，在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信息安全风险合理分配及实践效果上，风险控制路径更具有优势。同时，将其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保护个人信息、防范规制风险具有其正当性和可行性。
（一）个人信息保护的二元路径
综合而言，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二元路径：权利保护路径和风险控制路径。其中，“权利保护路径”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平信息实践”，其核心思想是保障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掌控和自主决定权。该路径遵循“权利确认-权利行使-权利救济”这一基本逻辑，属于以个人为中心的法律范式。随着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权利保护路径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欧盟法律更进一步确认个人信息保护权为一项基本权利，从而进一步巩固权利保护模式的地位。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权利保护路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一方面，虽然权利保护路径彰显信息主体的法律地位，但其相关权利保障机制却将主要保护责任转移给了信息主体，这种“赋权即责任”的模式导致了信息安全风险的不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囿于信息主体存在有限理性以及大数据技术给告知同意原则带来结构性变革，以信息主体为中心的权利保护路径在应用中实则存在难以克服的负担和实践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风险控制作为一种新的概念被提出，并逐渐应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最终成为国际趋势。“风险控制路径”旨在通过不同的机制、模式和手段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分配和管理，以保障公民权利、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法益的不受侵犯。在风险控制路径下，个人信息权利不再具有绝对性，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风险规制的工具。风险控制路径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5年，欧盟通过《数据保护指令》，并引入风险管理的理念，要求数据控制者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保护个人数据不受损害。此后，欧洲各国陆续出台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将风险控制路径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尽管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明确指出采用风险控制路径，但从“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分类保护等具体内容规定来看，仍然对风险控制路径进行回应。作为一种新兴的保护理念，风险控制路径在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信息保护中毋容置疑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最新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第二章第五条中，明确提及加强各机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领域的通力合作，亦印证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控制路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人信息保护：嵌入“风险控制路径”的正当性
相较于以权利保护为主的路径，风险控制路径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基于以下考量，无疑在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将风险控制路径嵌入其中，具有其自身正当性。
其一，风险控制路径更有利于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衡平。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在维护个人权益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度追求个人信息的绝对保护可能会忽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在数字化浪潮中，数据和个人信息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创新驱动力。数据创新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社会和产业形态。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均明确规定数据开放和利用的政策支持，特别强调匿名化数据的自由利用，为企业拓展数字化业务和推动技术创新提供重要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数据信息为燃料，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在内容创作、图像生成、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医疗诊断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辩证看待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发展问题。因此，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策略时，应兼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如果采用权利保护路径则过度强调个人信息的控制，不仅会导致高昂的实施成本，可能还会制约数据的流通和利用，从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形成阻碍。相比之下，风险控制路径不强调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旨在通过风险管理和风险规制的方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个人信息处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内。这种方式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同时，能够有效利用数据这一宝贵资源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个人权益保护对技术创新和公共利益造成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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