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长效性
境外追赃法律机制作用的发挥不仅仅依靠国内法律规范实施，由于其还涉及到境外追赃的国际合作，相关法律机制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提供国际合作主体的积极配合。在境外追赃的过程中，国际合作的双方有时是两个法律传统、社会制度、法律理念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如果没有推动法律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源”，相关境外追赃法律机制无法实现其法律规范目标，或者是相关法律制度在不同国家或者不同个案中，其实施效果差别很大。因此，这就需要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具有长效性，以保证境外追赃工作具有持续性。
国际社会上经过实践检验、得到多数国家认可的境外追赃方式和方法，由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国际合作共识，也就较大程度上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例如，资产分享制度作为境外追赃中的经济激励机制，对于鼓励和促进各国开展资产追缴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有效解决被没收犯罪资产的处置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资产分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境外追赃的惯常做法。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资产分享规则。如果我国法律制度不能符合国际发展的趋势，不能建立相对应的境外追赃规则，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赃款赃物没收与返还的国际合作。因此，建立追赃长效机制需要构建起符合国际社会规则的法律制度。
如果能够将相关国际追赃方式予以法治化，一方面，由于遵循相关国际规则，能够较大程度上得到相关国家的承认，促进追赃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法治信任，为境外追赃的良性循环奠定基础。在办理境外追赃案件过程中，相关凝聚国际共识的法律机制的建立能够增强办案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对外遵守国际惯例和他国法律，对内依法调查取证、严格依法处置，促进追赃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这样使得国际合作被请求国感受到了我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强烈意愿和诚意，并且建立起对我国法治的高度信任，那么追赃国际合作就较为容易实现。经过数次或者长时间合作后，将彻底赢得对方对于我国刑事法治的信任和尊重，这种信任和尊重对于以后我们开展境外追赃以及其他各类司法合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从而为双方的长期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境外追赃工作的良性循环。因此，我们国家在发展境外追赃法律机制过程中，立足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应吸收借鉴国际社会境外追赃的共识性制度，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
二、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境外追赃法治化建设，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境外追赃法律机制。但是，境外追赃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差强人意，难以有效应对境外追赃的现实挑战，长效法律机制的作用发挥受限。
（一）跨境资产转移监测法律制度的实效性不足
对非法资产转移的有效监测，不仅是阻断赃款赃物外流的有效途径，也是开展境外追赃工作的基础条件。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中初步建立了资产转移监测的制度规范。我国《反洗钱法》等法律、《外汇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等金融监管行政法规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行政规章对跨境资产转移监测进行了规定，构成了我国资产跨境转移监测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从目前相关规范的实施效果来看，相关跨境资产转移监测法律规范的实效性存在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跨境反洗钱资金监测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对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资金跨境转移监测的力度不够，难以符合资金跨境转移的新趋向。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非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犯罪分子逐步将洗钱活动由传统的金融系统转向房地产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贵重金属交易等特定非金融行业和职业，进一步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虽然，我国《反洗钱法》第3条将特定非金融机构也作为反洗钱的义务主体。但是，由于对非金融机构的范围、法律责任等缺少明确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对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测的关注度不高。在既往较长时间内，我国倾向于重视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出台了《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严格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填报要求的通知》等法律规范，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主体主要为金融机构，针对非金融机构的资金监测制度尚未有效建立。2019年4月17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公布的《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特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律师、会计师等行业）反洗钱监管缺失，特定非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对洗钱风险及反洗钱义务的认识。2022年11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发布的《中国第四轮反洗钱互评估第3次后续报告》再次指出，我国在实施特定非金融机构和职业客户尽职调查和可疑交易报告方面依然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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