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财产权“准征收”导入我国行政法典的理据
上文已从不同视角指出我国财产权“准征收”的生成逻辑。在这一基础上，不难得出，当下财产权“准征收”的生成是由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诉求决定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理论上诠释这一命题的生成逻辑，仅是回答了财产权“准征收”从何而来、为何产生这一基础性问题，并不能由此直接得出：应将其导入到我国行政法典中予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设置。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下，行政法典是否有必要引入财产权“准征收”、能否引入财产权“准征收”，还需要进一步考量中国法的体系、制度等自身特色，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角度加以深入的法理证成。实际上，自方法论角度而论，将一项新制度导入到部门法规范体系中，一般需要接受以下四个方面的检验：一是法思想上，该新制度背后承载的价值、理念等是否与部门法的价值、理念相一致或统一。这是从宏观的方向层面验证新制度导入部门法所不可回避的基础性议题；二是法体系上，该新制度被导入到部门法规范体系后，是否会破坏部门法的体系化秩序，影响其体系效应的发挥或实现；三是法技术上，该新制度能否藉由相应的规范技术成功导入到部门法规范体系中，以具体的规则形式展现；三是法效果上，该新制度被导入到部门法规范体系后，其规范效应如何？譬如，其是否有助于指导实践、是否便宜司法适用等，诸如此类问题均需要予以客观评估。有鉴于此，下文拟遵循上述方法论范式，着重从法思想、法体系、法技术三个层面，来验证财产权“准征收”导入我国将来编纂的行政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法思想：提升行政法典中财产权公益征收规范的先进性
不论我国的行政法典将来采取何种体例编制，财产权公益征收制度自当作为其重要的制度范畴。从宏观维度说，现代财产权公益征收立法是否先进的重要衡量标志是，法思想上是否真正践行“保障被征收人的财产权”理念。这是决定公益征收法律制度理性化展开的内核和命脉。因此，从立法的基本要义来讲，认真对待财产权公益征收立法之法思想这一重大议题，颇为重要。鉴于这一背景，我国将来的行政法典编纂中导入财产权“准征收”法律制度，契合了“保障被征收人财产权”的基本要义，有助于从法思想层面提升现代财产权公益征收立法的先进性。
具体来讲，就财产权保障之内容而言，理论上有“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两种类型之分。前者主要是指财产现有存续状态之保障，以使人民可就财产依其现状继续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法理上，确保财产之存续状态不改变，是传统财产权保障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内涵，藉此可对抗国家的违法侵害。故而，财产权的保障首先是“存续保障”，它是传统财产权保障的核心部分、是维系个人基本生存和人格尊严的前提和基础。此外，财产权的“存续保障”旨在强调财产权这一基本权利的防御性功能。而就后者而言，其主要是指为了达到财产本身价值的保障，将应受保障的财产权扩张到所有具有经济上财产价值之权利。换言之，财产权的“价值保障”非以维持财产权的现有状态为目的，而是侧重于财产权价值的保护。故而，在财产权受到剥夺或者过度限制时，国家应给予补偿，以填补财产权价值所受到的损失。财产权的存续状况改变是财产权的“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转变的前提。基于财产权“存续保障”的基础性地位和高强度防御侵害的保护结构，以及防止国家公权力随意架空公民财产权“存续保障”之情形的发生，现代各国公益征收立法无不就财产权的“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之转变设定严格的法定要件：正当理由（基于公共利益之需要）、公正或合理之补偿、具备或符合相应的法定程序、比例原则。从这些要件看，即使某特定项目构成公益征收的正当理由，但无公正、合理之补偿、不符合相关的征收法定程序，国家公权力亦不可剥夺财产权的“存续保障”。须注意的是，尽管财产权“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二者的内涵、地位不同，但本质上均是对财产权的保障。财产权的“存续保障”为公益征收程序的启动设置了严格的法定要件；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则为公益征收补偿的公正、合理提供了支撑。
循此逻辑，当下我国财产权公益征收立法在“财产权保障”这一重要议题上尚存诸多弊端：一方面，现行实定法上关涉财产权公益征收模式的规定尚不能满足财产权“存续保障”之要求。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实定法上关涉财产权公益征收模式，践行的乃是传统单一的“剥夺”型机制。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公权力只有对财产权进行了“剥夺”，方能构成财产权公益征收。然而，从实践看，国家公权力对财产权形式上的限制，但却构成实质上剥夺（亦即财产权“准征收”）的情形非常普遍。如果立法仍然恪守财产权剥夺为公益征收的单一模式、掩蔽或淡化财产权“准征收”这一现代财产权公益征收模式，不仅不符合财产权公益征收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走向，而且与财产权“存续保障”这一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现行实定法上关涉财产权公益征收补偿对象或范围的规定尚不能满足财产权“价值保障”之要求。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实定法关涉财产权公益征收模式践行单一的“剥夺”型机制。在这一模式下，只有受剥夺的财产权人方可获得相应的补偿。而对于某些受到国家公权力“过度限制”、遭受“特别牺牲”之财产权人而言，尽管其财产权在形式上没有被国家公权力“剥夺”，但其效果与财产权被“剥夺”并无二致。对此，如果立法不对这些遭受“特别牺牲”的当事人给予公平、合理之补偿作出相应的规定，亦就难以契合财产权“价值保障”之理念。克服上述弊端的理性选择是：在我国将来的行政法典编纂中引入财产权“准征收”。这不仅是财产权“存续保障”理念的要求，更是财产权“价值保障”理念的体现。因此，我国行政法典引入财产权“准征收”，乃是从法思想层面提升我国公益征收规范先进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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