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国家在决定将宪法所规定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是否赋予单位主体时，也面临着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与以自然人为基础构建的理论和规范相冲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同的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其中一种模式是从不同的单位归责理论出发，通过对单位主体本身性质的认定，来决定是否将单位视为同自然人一样的“人”，进而决定是否赋予单位作为“人”应享有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另一种模式是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应然层面的保护理由出发，考察立法者设立该权益的原意或者赋予该权益所能实现的价值，通过论证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是否符合立法理由或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理由，进而作出判决。
（一） 基于不同单位归责理论的论证模式
刑法领域不同的单位归责理论，蕴含了从刑事责任承担的角度对“单位”本质的不同理解。若通过采纳不同的单位归责理论来判断单位是否拥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可使法官免受价值权衡的困扰。
美国便通过在最高法院判例中采纳成熟的单位归责理论的做法来确定单位是否拥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判断单位是否拥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维度上，可以将所有的单位归责理论划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公司让步理论”，它强调公司的存在以国家法律相关规定为前提，从而导致基于自然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公司进行保护的限制。该理论倾向于将公司视为虚构的或人造的实体，不应享有本属于自然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第二种为“公司聚合理论”，该理论强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将公司视为法律利益受到威胁的个人的联合体，通常会得出公司应享有自然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结论。美国在1906年的黑尔诉汉高案中，确立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不适用于公司的判例。该判例的形成颇有一番周折。该案中的多数派观点认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宪法修正案为自然人而设定的权益，公司不能享有。布朗大法官在发表意见时使用了“公司让步理论”，他将“公司即为人”与“公司是国家的创造物”的立场进行对比，认为公司是为公共利益而成立，其作为公司行使的权利只有在遵守公司章程和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才存在。司法机可依职权调查公司是否按照自身章程和法律规范行事。然而，布鲁尔大法官不同意多数派观点，他对第四、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进行文本分析时，一直使用“人”来代指公司。他提到了圣克拉拉郡诉南方公关公司案中的决定，该案中首席大法官认为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适用于公司，在对第十四修正案的分析中提到“人”的范围。他认为，如果该修正案中的“人”一词包括公司，则第四和第五修正案中的“人”也包括公司。布鲁尔大法官的观点与“公司聚合理论”一致，他指出公司“……本质上只是个人的联合体，被赋予了某些权利和特权，并被赋予了法定所有权。其受益权在个人，即公司所有成员。公司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可以行使这些被授予相关个人的权力。”然而，多数派法官所支持的“公司让步理论”在该案中占据上风，判决结果认定公司不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然而新西兰司法判例所依据的理论则与美国相反，新西兰法官在判断公司是否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时候，采用了“公司聚合理论”，认为公司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梨和苹果销售委员会诉万事达父子公司案中，新西兰上诉法院认为，没有政策理由反对授予公司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因为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可以通过其庭外陈述和证明相关行为被定罪。在该案判决中，法官通过对类似“公司聚合理论”的解释方法，将公司当作高度拟人化的个人，赋予其员工在与司法官员讲话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益。
（二）基于不同保护理由的论证模式
部分英美法系国家的最高法院在判断企业是否可以适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时，往往通过对该权益进行保护的历史理由或现代理由进行考量，再决定是否运用于个案具体情形。
该权益在设置之初便是为自然人量身定制，在构建时并未将单位作为主体考虑入内。若按照该权益的历史理由进行判断，企业当然不能适用。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美国安利公司案中便对不被强迫自我归罪权的立法原意进行了考察，判决认定公司不能作为证人，不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该案中，法官索平卡考虑了该权益的基本原理，指出宪章第11（c）条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立法原意旨在保护人的尊严和个人隐私，不应由单位来适用。
时至今日，在英美法系国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存在的意义和保护的价值随着社会事实的变化发生了变迁。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在判断单位是否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时，不仅仅只考量该权益的立法理由，还对该权益的现代理由进行考察。在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个案具体情形，判断对公司适用该权益是否符合特定的价值取向，从而作出决定。在威斯汀豪斯公司铀合同案中，英国上议院便采纳了上诉法院对三层安全玻璃公司诉长矛玻璃公司案的判决，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扩展到公司。上议院认为，虽然公司不会遭受自然人被强迫自证其罪时所遭受的自我指控、伪证和蔑视的“残酷三难境地”，但定罪和惩罚也会对其声誉和公司成员的法律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从保护公司中自然人法律利益和整个刑事诉讼制度融贯性的角度出发，英国上议院认为没有理由剥夺公司享有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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