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季犁的行政政策改革，其实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东西。
譬如土地制度，在陈朝时期，陈朝皇帝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宗室和亲信，这些贵族大量招募和收买家奴，掠夺性地开垦荒地、建立庄园，而胡季犁把收土地为国有，限制土地掠夺，没收前朝王公贵族的土地，任何人的土地不得超过十亩，违者将多余的田地充公，只有受封大王或长公主的人，也就是胡氏的皇室成员，才能无限制地拥有土地除此以外，又下令各路、府、州、县官设立勘丈机构，拥有土地的人都要到该机构登记土地的数目，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板上，插在田里，没有登记资料的田一律没收为公田。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只能说是一刀切，还是用四十米长的大刀来切，非常的狠。
而且由于安南国是遗留有奴隶制残余的，这种奴隶制残余，有点类似于华夏的隋唐时期，当时陈朝的法律规定，宗室王公贵族有权豢养家奴多达千人，这些家奴大多都受到了歧视，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家奴没有控告主人的权利、禁止与平民结婚。
胡季犁篡国后，修改了相关法律，规定除了极少数人可以豢养少数家奴之外，禁止其他人豢养家奴，颇有唐修隋律的意思。
除了土地和人口这两个大头，胡季犁还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将一些边远地区的路改为镇。例如清化镇改为清都镇、国威镇改为广威镇、沱江路改为天兴镇、演州路改为望江镇等等，同时派遣武官统治这些边远的镇。
除此以外，对地方官府，则是将反对改革的地方官撤换，要求各地必须将辖下记载田地和审理案件的册子定期呈报给东都。
但恰恰正是这些他在最近十年间做的、引以为傲的事情，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迎来了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剧烈反扑。
在刚刚成立的交趾布政使司的奏报中，提及最多的，就是民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大量的重新要求成为奴籍的自由民。
显然，胡季犁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在失去了强权的约束后，弊端迅速地显现了出来，而且就像是一个被挤压了太久的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反弹起来就越强烈，甚至在这时候迸发的能量，能把压着的人都给弹飞了。
听完了现在交趾布政使司，也就是原本的安南国内北部诸路的情况，胡季犁并没有觉得姜星火是在骗他，因为没必要。
沉默了片刻，胡季犁又说道:“听说姜国师对经国济民之术颇有研究，这些时日旅途颠簸，倒也正好有闲心反思一番，其中种种费解之处，还望姜国师指点。”
这次，胡季犁心中的高傲，开始稍稍放下了一些。
姜星火承认了他的教育政策，也对他行政政策的改革不那么认同，这两者在大明版本的改革进程中，胡季犁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来自“旁观者清”的优越感的，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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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经济政策，从他自己反思来看，确有一些不足之处。
可胡季犁同样不认为，姜星火在大明做的，就一定比自己要高明。
原因也很简单，从教育、行政两方面的改革来看，胡季犁把自己换到姜星火这个位置，认为自己能比姜星火做的更好。
这种比较并没有发生在明面上，仅存在于胡季犁的心中，在表面上，他还是那个波澜不惊的老狐狸。
而两人明里暗里的交锋，也颇有点到为止的意思。
没有胜负，没有裁判，如何评判全在于自己的内心。
但总的来说，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传闻，胡季犁其实并不是很认可姜星火的能力，只是认为其人能得至尊喜爱，又恰逢其时，方才被推到了这个位置。
毕竟，刚才姜星火也没有给出太多能让他信服的东西。
而如果姜星火不能扭转他的判断，显然胡季犁是不太看好大明的改革派的，认为早晚有一天，他们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姜星火沉吟刹那，说道:“按我方才我听说的，安南国内的经济政策，应该可以归类为两类，一类是货币政策，一类是商业政策，对吗？”
“是。”
胡季犁点了点头。
事实上，胡季犁的改革措施，就跟华夏很多朝代的改革措施看起来一样，初衷都很好，也挺像那么回事。
譬如胡季犁的货币政策，为了增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胡季犁效仿大明的宝钞，在八年前强制发行了一种名叫“通宝会钞”的纸币以兑换民间的铜币，面值从十文、三十文到一贯面值不等，同时胡季犁下令所有百姓必须以一贯铜钱兑换一贯二宝钞的汇率把铜钱兑换成宝钞，如果不服的的，也就是民间胆敢有伪造纸币者、藏匿铜币不兑换者，直接斩首，并没收土地和财产。
这个货币政策怎么说呢？
只能说蒙古人来了都大开眼界吧。
经过胡季犁持之以恒的折腾，通宝会钞还没彻底完成全国流通，安南国的经济就已经接近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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