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何要致良知，便是因为，人乃物质所构成，良知虽是先天之知，却非是所有人自觉之知，因此，要通过致良知，把先天之知转化为自觉之知。”
实际上，在这里姜星火对致良知的含义，做了部分补充，“先天之知”其实就是“先验之知”换了个说法，也就是将德国古典哲学术语的“实践”概念与之融合，同时另辟蹊径，绕开了过去理学家们的老路。
这也是根据黑格尔对华夏心学的深刻分析所得出的，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良知”就是“先验之知”，也就是“对象自己规定自己，而不是从外面获得自己的谓词”，而黑格尔认为心学的“致良知”理论，作为“先验之知”，虽然有标准的方法论和实践手段，也就是通过谓词的各种限定，人们能够通过“致良知”一步步接近真理，但并不能完全认识这种“先验之知”。
姜星火继续说道：“先天之知，即是真理，真理是某一时空的同一个客观的世界在跨越时空的不同的主观的世界的同一认识，在客观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表现为反复出现与必然出现，而‘致良知’这个实践的过程，就是把先天之知的主观世界与某一时空的客观世界接轨的过程。”
换言之，姜星火把“实践”、“真理”这些近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与“致良知”结合了起来，完成了他的心性论。
而从此以后，姜星火左手是“细胞物质论”的本体论，右手是“致良知（或者说实践出真理）”的心性论，就完整地构筑出了自己的物质一元论的哲学大厦。
在此基础上，姜星火用实学进行社会建设，用科学培养工业革命所需的人才。
如此一来，相当于从指导思想到实践方法，从本体论到心性论，就都齐全了。
而有了姜星火这套完整理论的指导，世风、学风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姜星火继续补充道：“先天之知与天理不同，虽然是真理，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因为其属于认识范畴，不能等同于物质的客观实在，但在内容上客观的，检验‘致良知’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其客观的社会实践。”
实际上，过去以宋儒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总喜欢搞“致知在于格物”这套，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必须要从格物开始，而姜星火则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致知在于正心”，也就是人们在道德的反思中，清除过分的物欲和邪念，从而让被昏蔽的“良知”恢复。
“实践，倒是个有趣的说法。”
曹端对此很感兴趣，他又问道：“那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国师可否讲的清楚一些？”
“自然可以，不过应该跟你们过去学的不太一样。”
“哦？哪里不一样？”
胡季犁饶有兴趣的问道。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称道，后期算司马懿，前期在安南算是类似于王莽的角色。
所以德行这块，胡季犁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共有三步。”
实际上，姜星火既然能提出这套与物质世界一元论配套的心性论，就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致良知”是心学的大杀器，但同样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
第4/5页“致良知”是心学的大杀器，但同样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
这是有充分历史经验的，因为心学在王阳明去世后，主要以王畿、王艮两派为主，而这两派因为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论，成了狂禅派，就是渐中王畿一派，他们主张“良知当下圆成，更不须用消欲工夫，不须防检与穷索，取顿悟而入，即本体更是工夫，而天机常运，虽有欲念一觉便化”，把良知当作佛性看，主张顿悟，没有切实的方法论，最终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则开始迫近魏晋玄学的心性论，成了清谈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们从日用见在处指点良知，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渴饮、冬装夏葛，泰州学派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一切樊篱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下焉者放荡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举止言谈多放荡不羁，只知清谈心性，不务实事。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里，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浓重，道德行为之发动、道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体，而且王阳明认为世界万物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体对于一点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界。
也就是说，王阳明心学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还不太一样，姜星火只把“致良知”当做心性论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修养方法，而王阳明则是把“良知”纳入了本体论范畴，这跟姜星火的物质世界一元论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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