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朱熹从二程那里获得的理解，也就是朱熹写信的原话就是“然反身而诚，乃物格知至以后之事，言其穷理之至，无所不尽。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诸身，皆有以见其如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之事，毕具于此”。
也就是说，“反身而诚”是格物致知之后之事，因为这个时候穷理已经无所不尽，或者还是从《中庸》的根子上来挖，明善是格物致知之事，而诚身则为诚意正心之功。
姜星火并未说话。
他只是觉得，孔希路千不该万不该，都不该习惯性地继续借题发挥。
如果他重新回到《知命论》，或者捡起刚才的《志气说》，姜星火恐怕今日都会无功而返，因为理学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别说致命漏洞，就是能抓到的普通漏洞都不算特别多了。
只要在既有的轨道上继续辩经下去，孔希路能得到最差的结果也是平手。
可你偏偏要扯什么“体物”，那姜星火就不可能惯着你了。
或者说，在近代科学尚未兴起，与之对应的近代哲学没有发展的时候，中古时代的哲学对于物质的观测和定义，是极不准确的。
这里不是在贬低中哲或者东方哲学，而是在永乐元年这个时代，别说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对于物质的概念，都是不准确的，甚至于，西方这时候搞的那套更不靠谱，是随着科技进步才逐渐发生了转变，而姜星火同样确信，如果工业变革和科技进步出现在东方，那么东方哲学在物质的概念和定义上，一样会出现进步。
这不是在叠甲，而是实事求是地说，哲学作为思维层面的东西，是一定会随着物质层面的技术发展而随之产生发展的，而且在他的前世，明末的思想活跃程度，并不比西方的启蒙时期要差，没道理技术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能跟得上，东方哲学产生不了相应的概念。
譬如辩证形而上学里，有一个物质重要区分的哲学证明，也就是物体三种性的质（没打错），而且这是一个对近代哲学有着深远意义的论题。
因为物体三种性的质，直接从哲学概念上阐述了事物的本体论、实体论和存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性质。
“你说的很好，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
出乎众人的意料，姜星火竟然坦率地承认了孔希路的方法论不错。
李至刚眉头一皱，这不是姜星火的风格。
显然，这里面是有些说法的，至于是什么说法，李至刚暂时还猜不出来，不过应该马上就能见分晓了。
“我们也不用辩论其他事物了，就用最简单的举例，譬如尹川以柱子举例、晦庵以科举一般，你我今日诏狱辩经，便以这桃子举例吧，或许还能成为一段故事。”
然而，接下来姜星火掂量了一下自己手里剩下的半颗硬桃子，复又问道。
“那么请问，我手里的这颗桃子，又该如何‘体物’而‘得理’呢？”
看着沉思中的孔希路，姜星火笑了笑。
显然，孔希路还不明白，他的问题，到底开启了怎样的一扇门。
这扇门的背后，是足以在这个世界现有的哲学框架下，另辟蹊径，为新生的幼小“科学”圈下一片广阔土壤的不可知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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