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至于文聘的具体军职和官职，丞相府还在对战后功劳的统一封赏进行商讨，到时候会一起公布。
同时，封孙礼、邓艾、王肃等降将为都乡侯，其余大小降将，也皆有封赏。
通过封赏降将，尤其是封文聘为宛侯的顶格封赏，已经足以安定降将人心。
二，安抚各地大小士族豪强。
东征胜利之后，新附之土地，尤其是洛阳，南阳，襄阳，地方富庶，人口众多，本地士族豪强林立，根基十分深厚。
如今，曹氏离开，刘氏前来，所有士族都在暗自观望，想看看诸葛亮将会如何对待他们，会不会触动到他们的核心利益。
如果既有利益丝毫没有受损，他们便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如果利益损失了一些，但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他们便会骂骂咧咧地忍受下来。
如果利益严重受损，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他们就会阳奉阴违，明里暗里抗拒新官府，让新朝的统治很难落实到基层。若是朝廷逼得急了，甚至于铤而走险，召集百姓，发动叛变，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所有利益中核心的核心，便是土地和税收政策。
诸葛亮以丞相府名义下诏，因为今年打仗对百姓耕种生活造成了影响，朝廷决定，所有新附之土地，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富家大姓，皆可以免税两年。
朝廷还将派农业技术官僚，深入民间，兴修水利，教授农艺，提供新式耕具，优良种子。但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每到一地，都会将土地重新丈量，登记造册，以方便统一调配资源。
同时，所有曹魏官营的屯田区，即设立在郡县各地的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典农中郎将，全部取消。所得土地，一部分分给无地的屯田农，让耕者有其田，重新建立乡亭村落的基本秩序。
另一部分，则改为大汉军屯，为军队生产军粮。
大汉军屯，与曹魏屯田，看上去比较类似，都是用军事化管理的办法进行种地，以最大限度提高产量。
但二者的区别却是本质性的。
所谓曹魏屯田，其实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半农奴制，不仅将百姓视作奴隶，甚至将底层士兵也视作奴隶，剥夺他们的自由，并将他们的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都据为国家所有，只留下仅能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以驱动曹魏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不停运转。
而诸葛亮的大汉军屯，在汉中地区和关中地区都已经有成熟的先例，其中的劳动力以军人为主，顾名思义，军屯，只对军人有强制性。
对前来服劳役的百姓，则是完全按照律法规定的劳役制度来操作。每个成年人每年服劳役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几天，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实在来不了，还可以花钱让人替代，有伤病的，还有减免条款。
同时，诸葛亮还规定，来军屯服劳役的，朝廷管饭。
要知道，汉时百姓服徭役，无论是去修皇陵还是修河堤，都是自备车马，自掏路费，自带干粮，突出一个无私奉献。
管饭，已经是莫大的恩典，足以让百姓们欢欣雀跃了。
只凭这一条政策，诸葛亮便吸引来无数百姓，每到农忙时告示一贴，便有海量的百姓，主动应召，前来军屯帮忙。
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优势，就是诸葛亮的屯田，因为水利设施完备科学，管理非常效率，农田的投入产出比要比曹魏屯田高得多。
曹魏只是凭借人多地广，在全国建设起了海量的屯田大营，走的是规模化的道路。
而诸葛亮限于蜀中土地狭小，人口贫瘠，一直走的是技术流。
显然，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新的农业技术在军屯诞生，却不仅在军屯使用，诸葛亮还广泛将它们推广至百姓村落中间，派军人帮百姓垦荒开田，修建水利工程。
因为诸葛亮清楚，只有百姓富裕，国家才是真正的富裕。一味压榨，向百姓强取豪夺，短期内国库是充裕了，军队粮饷是充足了，但长此以往，却是榨干了底子，无法恢复，贻害深远。
三，是抚恤阵亡将士。
诸葛亮命人在山中凿取巨石，在洛阳、巩县、襄阳、潼关、安邑、函谷关等东征的主要战场，亲笔题词，立下巨大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并以纪念在此次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
同时，在周默的建议之下，还铸造了数万枚精美的铜制纪念勋章，印刷了十万册描述战争中英雄事迹的小册子，分发军中。
有功将士的赏赐还没有来得及发放，但阵亡将士的抚恤却已经全部敲定下来，并马上下发各地郡县执行。
对战死沙场士兵的无比尊重和隆重纪念，已然已经成为了汉军的一项优良传统，这与吴魏二国，是截然不同的。
而士兵们在每一次纪念同伴的隆重仪式之中，也渐渐地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和尊严感。
以上三项，是诸葛亮最优先解决的。至于其他诸如山阳公刘协的问题，钟繇王朗的问题，以及郡县划分，官员升迁，将士赏赐，农业规划的问题，虽然头疼，但却都是可以稍微往后排一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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