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仪坤州来远县、显州属辽西州长庆县、川州弘理县。
开泰初所建信州及二属县析平州提辖司人户并他县人户置来州属隰州“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
帐户即宫帐户、宫分户有契丹等游牧民也有汉、渤海族等定居农耕民。
提辖司亦称制置司乃提辖制置司的简称是设在府州、管理各地汉、渤海人宫分户的机构。
《地理志》所记其他州县想必还有以宫分人建置而漏记者。
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
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
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
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
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
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
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
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
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
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
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
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
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
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
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
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
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
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
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
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
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
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
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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