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大名府的大名监，铭州的广平二监，卫州淇水的第一、第二监，河南府的洛阳监，郑州的原武监，同州的沙苑二监，相州的安阳监，澶州的镇宁监，刑州的安国监，中牟县的淳泽监和许州的单镇监等十四个牧监属于群牧司管理。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设置牧养上、下监专门负责收养、治疗病马。群牧司也曾设立提点左、右厢诸监司来负责纠按河北、河南诸牧监公事。至迟在宋真宗景德四年（ 1007)，设立群牧判官和群牧都监来负责巡按诸坊监、点检马匹数量及监察马匹烙印。
宋仁宗嘉佑三年（ 1058)，将在京估马司划归群牧司管理，群牧司因此有了管理在京估马司的职能。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 )，宋政府设置河南、河北监牧使司，负责统领京师外诸州的牧监事，而河南、河北监牧司隶属于枢密院，因此群牧司的统管全国马政的职能被严重削弱，仅能管理京师地区的马政。
河南、河北监牧使司在熙宁/V年被废除，但自熙宁五年开始，宋政府相继在京师及西北地区推行保马法及户马法，用民代官为养马的方式来发展养马业，更是
削弱了群牧司统管全国马政的职能。宋政府在熙宁十年( 1077)到元丰三年（1080)曾设立群牧行司来负责督办秦州、凤翔府等地的买马事务，并兼管沙苑监，群牧司的职能有所增加，但设立时间较短。
宋神宗元丰五年（ 1082)，宋政府推行官制改革，群牧司被罢除，其管理马政的职能多被太仆寺继承，也有部
分职能归于兵部驾部。
三、宋代太仆寺和驾部及其职能演变
太仆寺是一个在宋立国之初就设立的马政机构，在元丰改制前职能较为弱小，元丰改制后成为统管全国马政的机构，职能获得了扩大。
在元丰改制前，“太仆寺掌辇舆车辂乘黄厩牧杂畜之事，车辂之职行于本寺，余职归骐骥院”，太仆寺的职能限于管理辇舆、车辂、乘黄、厩牧和杂畜的事务。
元丰五年，“废群牧置使，以职事归太仆寺”。太仆寺成为统管全国马政的机构。宋哲宗元佑元年（ 1086)，随着王安石变法被废除，保马和户马法也不复存在，太仆寺的马政职能也因之有所加强。
宋哲宗元佑元年，宋政府曾设立枢密院支马房来管理骐骥院等坊监的牧马、租课等事务，辅助太仆寺来管理中央马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太仆寺的职能，但因其设置时间不长，影响有限。
宋代驾部归属于兵部，是兵部下的一个司。宋朝初期，驾部无具体职事，元丰改制后，辇辂、车乘、厩役、杂畜、乘具、传驿的政令由驾部掌管，纠按河北、河南诸牧监公事的提点左、右厢诸监司也划归驾部。
自元丰改制后，驾部的职权渐趋扩大，最终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取代太仆寺，成为统管全国马政的机构。
随着群牧司和太仆寺相继被废除，驾部成为宋朝唯一的中央马政机构，由于驾部本属兵部，因此宋代马政的军事属性也就大大增加。
这与南渡之后南宋政府面临的军事压力有重大关系，也和宋政府精简机构、强化集权有关。
南渡之后，限于地理限制、军事需要减少等原因，宋政府主要通过买马的方式来获取马匹，中央马政机构职能减少，其买马职能的发挥显得重要一些。
宋代马政机构的发展与其领土扩展、军事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太祖时期忙于统一南方，而南方多山地域并不需要太多的战马，南方的统一也未能给宋朝带来大量的战马，“江南无战马，朝廷每岁赐予百匹，至是驱为前锋以拒王师，既获之，验其印记，皆朝廷所赐也”[2]337，在北方宋政府则采取守势。
宋太宗时期为征讨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大举从民间买马，在平定北汉后又获得了大量战马，因此建立了新的监来安置管理马匹，并将管理中央马政的左右飞龙院改为左右天厩院，后又改为左右骐骥院。
“内廐马既充籾，始分置诸州牧养”，由于马匹数量大增，京师坊厩无法全部安置，就将多出的马匹安置到诸州牧养。
为更好地管理全国的马政事务，群牧司应运而生。宋代中央马政机构一直都在为了适应马政的需要而变革，群牧司更是宋代中央马政机构变革的新创造。
机构的设置和废除，机构职能的调整，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相应事务发展的需要，其背后都有深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的要求。宋朝因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
1103年（崇宁二年），岳飞出生于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北宋时期，相州汤阴县是岳氏宗族的聚居地；
1126年（靖康元年）十一月，在外敌入侵、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再次从军，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抗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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