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这次回家，足足停留了两周时间。
在这两周的时间里，他与父亲渐渐和解，他们就像普通的父子那样，在葡萄架下聊天，在客厅里下棋，在清澈的小河边漫步。
老霍夫曼对克莱言传身授，告诉他如何在各色人物中周旋，政治的本质又究竟是什么。
他非常严肃地告诉克莱，在这个名利场中，一切都是生意，想要达成目的，就必须拿出足够的筹码。
牺牲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有限度，走一看三，不要给未来留下破绽。
克莱将这些东西牢记于心，毕竟老霍夫曼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他在德意志帝国政坛沉浮了二十余年，他讲给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经验之谈，都有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作为佐证。
当然，克莱在这两周时间里，也并非只与自己的老父亲交流，他依然挂念自己在巴伐利亚的“事业”，于是在老霍夫曼的引荐下，他结识了两位“专业人士”。
杰夫.斯特林格，前柏林市政厅高级商业顾问，现任柏林商业学院教授。
古斯塔夫.霍尔姆，前德意志帝国陆军少校，现任柏林商业学院副教授。
这两人都是老霍夫曼的朋友，斯特林格属于学术派，他在北德意志的商业圈里很有名，他的一些学术论文，被那些商业大佬们当作市场风向标，具有很强的预判性。
而霍尔姆则是一个“战争经济”研究者，银行家家庭出身的他，一直在德意志军队的后勤部门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所以不仅人脉通达，而且对经济运行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在老霍夫曼的建议下，克莱在与他们简单交流后，便向这两人抛出了橄榄枝。
他详细陈述了工农联合党在巴伐利亚的举措，并且将“自由市场”的设想和盘托出。
这瞬间引起两人的兴趣，于是欣然接受邀请，与克莱一同前往慕尼黑，共同尝试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当然，克莱为这两人开出的高薪资，也是他们愿意前往南德意志的原因之一。
于是克莱一个人来，走时却是三个人。
老霍夫曼亲自来到车站相送，父子二人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他们只是简单的拥抱，算是表达了对彼此的不舍。
挥手告别，克莱与两位新同伴一起穿越人流，登上了前往慕尼黑的火车。
有了同伴，克莱的旅程就不再那么孤独，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探讨着许多话题，这两人的见识之广，让克莱暗自敬佩。
斯特林格今年有五十多岁了，但看上去更加苍老一些。
但是他的头脑非常清晰，克莱在描述自己设想时，他会很快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
换成别人，这样说话可能会使人不快，但是克莱并没有不高兴，反而非常欢喜，毕竟他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建议，而不是“虽然听不懂，但我觉得很带劲”之类的评语。
想起两周前工农联合党大会上的场面，克莱真想冲过去，亲斯特林格几口。
霍尔姆不像斯特林格那样心直口快，但是他也给克莱提出一些不错建议。
这个今年刚满四十岁的前上校，对于经济有自己一套理解，在他看来，现在德国的问题，属于“战争后遗症”，即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社会并没有转变，依然处于战时经济影响下。
对于这个说法，克莱是表示认同的，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德国，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
鲁尔危机的背景，就是法国经济持续低迷，他们虽然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战争带来的创伤依旧没有治愈。
经济萧条一直持续着，失业率升高，贫困人口增加。
所以他们希望从德国人身上讨回些什么，于是联合比利时出兵鲁尔区。
然而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从历史上看，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会迎来一个经济爆发期，但是这一次大战却没有这个迹象，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深陷在经济低迷的泥潭中。
这和他们没有进行转变有关，战时的经济一切向军事方面靠拢，钢铁，煤炭，橡胶等资源全部优先军事化使用。
而在战争结束后，这些资源应该向民用领域回归，压抑的民用市场将会迎来爆发。
然而这些国家，似乎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德国在内乱，持续的起义导致国内生产受到严重制约。
法国则在疑神疑鬼，他们的军队规模依旧维持在高位，仿佛随时准备再度开战。
意大利则陷入了权利争夺中，他们明明是战胜国，却表现得更像一个战败国，各地都爆发了工人起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几乎将旗帜插满了亚平宁半岛。
但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可靠的政权，这间接导致了法西斯党的崛起，最终暴力战胜了暴力，墨索里尼拿到了权杖。
混乱，无序，战争的裂痕在持续扩大，这导致欧罗巴只是表面上恢复了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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