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洛给的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
天津海关税收和盐税还是归他所有，这点不可能退让，每年近1亿大洋的收入能让叶氏投资在流动资金上更有余力，且海关和盐署还意味着官场权力和进出口贸易的权限，掌握了这两个地方，等于间接掌握了北方诸多城市的经济命脉，未来若和校长他们闹翻，这就是一个不错的筹码。
但这两块名义上的管辖者将改为校长，实际管理者为张汉卿，YB银行只是代理商，不参与到里面的权力争夺中。
盐署和海关以前一直被洋人和满清遗老掌控，即便阎锡山当权时期，天津海关依旧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现在若是能在名义上归属金陵国民政府，无疑能让校长的威望更进一步。
而作为实际的管理者，张汉卿能真正掌握其带来的权力利益，也不吃亏。
为了弥补张汉卿，叶洛给他提了一个捞钱的好办法——
将控制天津工业的诸多公司彻底重组。
如今的天津工业大部分都是官僚资本，比如大名鼎鼎的久大精盐公司，为了打破盐政旧制的限制，直接拉拢杨度入股，因此获得了袁大头特批的销售权，成了北方知名的盐行，享受着精盐生意的庞大利润。
为了将北方的精盐销售到南方，久大精盐公司又陆续吸引蔡锷、黎元洪、曹锟、曹锐等人入股，把一个民办企业硬生生经营成军阀根据地。
结果呢，每一次打仗，公司的管理层就换一批。
比如第二次直奉战役结束后，北洋当局就大力查抄久大精盐公司，不但将曹锟等人名下的股份全部没收，还把公司董事长也逮捕了，久大精盐公司上缴八十万大洋的罚款后，北洋当局才放人。
那些军阀鱼肉百姓，为了一己私欲作恶多端，就算打仗输了，下野了，还能出国旅游或者在天津城当寓公，继续逍遥快活，有些人甚至都没出一分钱就拿到了大公司的股份，坐享其成。
有这种军阀官僚介入到商界，商人赚不到钱，工人拿不到工资，公司没有利润，商界很快就一塌糊涂了。
叶洛这招堪称釜底抽薪，简直就是把人的祖坟都给撅了。
要不是清楚这批人再无翻身之日，而且自己也已足够强大，不惧他们翻脸，叶洛还真不敢明目张胆给张汉卿提这种建议。
张汉卿和于凤至讨论一番后，欣然同意，立即嘱咐臧启芳开始整顿天津工业，将那些贪官污吏一网打尽。
至于北平就不用多说，有张汉卿本人坐镇，他就算想睡在故宫，也没人敢说什么。
很快，臧启芳整顿天津工业的事就传开了，幕后的支持者自然是张汉卿，而出谋划策的人竟然是叶洛！
这让那群居住在天津城的寓公们忿忿不平，一个个嚷嚷着终于看清了叶洛的可恶嘴脸，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吸血鬼！
此时大局已定，这些人的牢骚没用，甚至都没报纸杂志愿意为他们发声——叶氏报业在校长的默许下，已经慢慢渗透到了北方。
没有参与到这次中原大战，还算安分守己的一些寓公是声讨叶洛的主力军，其中包括孙传芳、曹锟等人，他们一有机会就破口大骂叶洛，还说他当初坑了他们的钱搞生意，现在赚钱却不愿意分红等等。
叶洛这个建议等于是毁掉了民国商界一直以来的潜规则，让商人们好好出了口气，也带来了一种新可能。
在此之前，民国工商业根本和官僚资本脱不了关系。
你想在国内开公司、建工厂，规模没做大以前还比较安全，可一旦成为日进斗金的大型企业，又没有官方背景保护，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邀请军阀和官僚入股。叶雨樵早年创立劳工总会，就依仗卢永祥的支持，劳工总会的股份有不少是奉军将领的，校长接手了上海滩，让这些人不敢来讨债，但一直对叶家的钱虎视眈眈。
可惜叶洛一句话就让劳工总会分家，然后他接手家族产业，直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股东清理干净，不给军阀和官僚们机会。
但其他大型公司就没那么好运了，谁不是被各种军阀骑在头上拉屎撒尿呢？
叶洛这一动，等于是乱了底层根基，连去世的黎元洪这种大佬的股份也敢动，难怪这群寓公会跳脚。
因为这纯粹是不讲武德了，黎元洪、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人物的股份也被剥夺了，更何况他们这些小虾米。
臧启芳大刀阔斧改革天津城工业，赵丕廉搞教育集团搞得风风火火，陈友德陪着他们闹腾，顺便将叶氏投资的根植入民众的心里。
很快，那群寓公就把状告到了张汉卿面前，殊不知他们眼里的这个故人之子才是罪魁祸首。
张汉卿不堪其扰，以度假休整为由，只带着赵一荻和一群亲信，偷偷南下，又溜到了上海滩。
在认识叶洛前，他就喜欢来上海滩玩，因为这里对他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五年前，张汉卿在这里和校长夫人邂逅，一个把对方形容为“莱茵河畔的骑士”，一个在晚年当着老婆的面对记者说“若不是当时已经有了太太，我会猛追校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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