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户部从表面上看，那可真是个实权的不能再实的部门。不光管理着大明的钱粮赋税，还包括土地和户籍，几乎干了朝廷一半的活儿。
实则不然，户部真没这么大本事。在财政方面它更像朝廷的出纳员，只起到解运银两的簿记职能，不能通过预算来控制拨款。朝廷各部门的开支结余都自行控制，不纳入户部职权管理范畴。
而且南京户部与北京户部并不是上下级关系，南京户部也是直接面向皇帝，有单独的应收应付额度，以及独立的银库、粮库。
在税收方面户部也做不到统一收取、调度、划拨，因为在明朝的制度下，兵部、工部也具备收取税收的权力，还互不统属。
明朝初期，按照朱元璋的意思，赋税能收实物就别收货币。他天真且愚昧的认为钱一多就容易出现贪腐，如果都不收钱，全以物易物，贪腐自然就会消减很多。
这样一来户部就没法把税赋集中到一起再向各部门调拨，因为运费可能比货物本身还贵。怎么办呢？干脆就地划拨吧。
比如养马，在什么地方养马，当地的粮税有一部分就被划入了太仆寺，用来支付购买马匹、草料的费用。太仆寺再把养好的马匹交给兵部，等于有一部分田赋被兵部给收走了。
工部则更麻烦，凡是遇到大工程，除了材料费用之外还得征召大量民夫工匠，这笔费用也不从户部调拨，而是直接从当地田赋中扣除。
而一根来自边远山区的大木料到底该核抵多少粮税，各地的规定都不太一样，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有的甚至几十上百年没变过。
是户部懒吗？真不是，户部根本没有调整税率的权力，必须由皇帝下旨才成。可皇帝又怎么可能关注这些细微的琐事，结果就是高层脑子里算的帐与基层相差很多，根本对不上。
另外每年的税赋有一部分是留在地方府库里的，到底收了多少留了多少，户部只能凭当地官员一纸文书为准，这就给贪腐、盘剥留下了很大的操作余地。
总而言之，大明的财政制度不伦不类、漏洞百出，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了，必须也只能推倒重来。
洪涛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列为抓军权之后第一个需重点解决的要务。
可是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等他真正坐上了皇位之后才发现，想解决这个问题真不是皇帝一句话能做到的，必须大动干戈甚至把整个体系推倒重建才能奏效。
然而当时他并没有这么大能力，只能一边眼睁睁看着国家税收无法集中利用，滋生了很多严重问题，一边也学着兵部和工部伸出搂钱的耙子。
用更快捷更效率的手法，利用新政试点为借口，先后从广东、福建、海军、海关等地往自己的小金库里玩命划拉，活生生被系统逼着当起了自己之前无比痛恨的角色。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新政的铺开、海军陆军的建立，他手里不光有了兵权还攒了不少可用之人，终于可以拨乱反正，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调整国家结构上的缺陷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户部！
基础建设要钱、扩大海军和陆军规模要钱、对外作战要钱、对内完善工业体系要钱、教育改革要钱、整顿吏治同样也得要钱。不把全国税赋集中起来合理分配利用，新政铺的越开，贪腐浪费现象就会越严重。
在洪涛的规划中，户部不光要成为国家的出纳和会计，还得担负总经济师和立法者的角色。但想做到这一切，光靠户部又太单薄了，必须把以前属于户部的工作细化一番，能合并的合并，不能合并的干脆拿出去单设。
根据后世各国的经验，税收是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繁复的工作，如果继续由户部掌管会严重干扰其主要工作。解决办法很简单，单独设立税务部门，于是大明税务部就应运而生了。
税务部的首任尚书叫刘理顺，辛亥科（1611）状元，在广东惠州府任知县两年，政绩中上，后擢升户部广东清吏司郎中。
虽然刘理顺的履历稍显单薄，但有孙元化连升六级在先，本人还是袁可立的弟子，又被皇帝钦点，六部九卿和内阁大学士们也没做过多抵抗，顺利通过了。
但在税务部左侍郎的任命上，朝堂里又被皇帝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给惊到了，然后就是一片反对之声，六科给事中的弹劾题本如雪片般飞向了内阁。
只可惜皇帝充耳不闻，在御前会议上出了两道有关税收的题目，让六部九卿推举合适做为税务部二把手的官员来解。解开了立马上任，解不开贬为庶民。结果整整五天无人敢应战，这就等于默认了皇帝推举的人选。
要问这位到底是何方神圣会引来朝堂众臣的全体敌视，比当年任命李贽为两广总督还热闹。其实大部分朝臣并不认识他，连名字都是头一次听说，更谈不上任何仇恨。
坏就坏在他的名字上了，马科斯.德.席尔瓦，没错，就是被俘虏的西班牙胖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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