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召开御前会议之前就有人私下里议论袁可立出现在蒙自的行踪，从锦衣卫到通政司再到司礼监，恐怕就要经历一场大清洗了。
挖地三尺也得找出是谁暗中偷看了必须由皇帝当着通政使亲启，并同时抄录副本的紧急公文。
好在皇帝绝口不提有人偷看公文的事儿，这让在座的诸位大臣全都松了口气。尤其是左通政使刘宗周，差点没背过气去。这要是真有人偷看了公文，不管是不是从通政司泄露的，他都是第一个被怀疑对象。
“陈用宾在任上时连续给朕发了三份奏折，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缅甸不稳，边境吃紧！
他在云南巡抚任上干了30年整，从朕继位以来几乎年年向朝廷要兵、要饷。每次看到来自云南的奏报，朕心里都会怦怦跳，生怕再生事端。
在朕的心目中云南要比辽东更棘手，选择安抚，各地土司们拿了钱粮短时间内相安无事，花光吃光后又会变着法儿的再向朝廷伸手索要。
选择弹压，派兵少了无济于事，派兵多了一哄而散，隐匿于山林之间难以找寻，白白耗费钱粮起不到任何作用。
以往有北虏、建虏羁绊，朕纵有万般不甘也只能压在心底，每年拨出钱粮去填这个无底洞。眼下终于腾出手了，岂能再受此般窝囊气。
改，必须要改！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的说法已经过时了，袁可立去云南的第一要务就是改土归流。
众位爱卿帮朕议一议，要如何做才能帮袁可立完成改土归流的重任，同时还要让效果长久。最好是彻底改过来，不要时常反复。”
但皇帝接下来说的事情同样很沉重，改土归流。简简单单四个字，其背后所蕴含的变化极其复杂，稍有疏忽和算计不到，或者偶然加意外，就可能引发一场骚乱乃至叛乱。轻则祸及一村一寨，重则糜烂数个州府。
“臣以为若要长治久安唯有双管齐下，由陆军镇之，由新政抚之，方可奏效。只是臣对云南风土人情知之不多，无法详述。”
土官、流官都是官，做为吏部尚书肯定责无旁贷。袁应泰也不等被点名了，主动起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原则上支持皇帝的意愿，谁来当家也不想有人成天捣乱还不听话，可确实不太了解云南的情况，想帮忙也无从提起。
“袁尚书所言极是，臣等平日里有所疏忽，对云南知之甚少、知之甚少……”
吏部尚书率先表态了，内阁首辅叶向高硬着头皮也得起个表率作用。可这件事来得太过突兀，没时间做功课，根本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只能随着一起打马虎眼了。
“事发突然，诸卿没有准备情有可原，不必自责。朕这里倒是有个办法，说出来大家议一议，看看能否可行。”
看着桌边一圈大臣全做委屈茫然状，洪涛也不恼，反倒替他们开脱了起来。然后话锋一转，把征求解决办法变成了讨论办法是否可行。
没错，洪涛找朝臣们来开会根本不是集思广益，而是走个过场。在他心目中，这些人、包括袁可立和袁应泰，在有些问题上是无法给自己启发的。不是他们笨，也不是他们惰政，而是时代局限性。
所以想做某些事时最好不要问他们能不能做，而是该做好计划之后让他们来挑一挑漏洞、补充补充细节，顺便统一下思想，就可以开干了。
“朕翻看过近百年的案卷，发现九成九的骚乱都是由各族引起，理由千奇百怪，有时候因为一头牛的走失或者一场婚事也能让两家土司刀兵相向。
之所以造成此种状况，朕以为原因有三。第一，他们太闲在了！有道是闲人生事，如果再缺乏律法管束，一句不和闹出人命也就不稀奇。
第二，他们太穷了！和云南的汉人比起来，当地各族的生活确实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可能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大部分靠采集和狩猎过活。
当他们看到汉人衣食无忧，自己却忍饥挨饿时，难免会起嫉妒之心。此时如果无法及时获得开解，就很容易被有心人蛊惑，成为别人手里的刀。
第三，土司们盘剥太重了！各地土司并不认为是大明子民，更不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是将领地当作私产，把律法视为无物。不光贪得无厌，还草菅人命，堪称土皇帝。
想要改土归流又不想让地方动荡，就要把当地各族民众与土司严格区分开来，用各种办法向他们阐明，朝廷不是来与他们为敌的，相反，是来帮助他们衣食温饱的。而土司和土官，则是让他们贫穷的根源。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呢？朕也总结了三点。第一，军队。用拳头讲道理通常更容易让人留意倾听。但拳头不能太硬，也不能太重，把人都打坏了，听懂道理也是枉然。
第二，榜样。古人云言传不如身教，朕以为这句话并不完全，应该加上后半句，身教不如身临其境。
举个活生生的例子，女真首领黄太极跟随朕西征，从出发到回还短短七个月，不光汉话水平突飞猛进，还学习借鉴了陆军的不少规矩，用于八旗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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