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此前之所以觉得，拿出“科举制”就能碾压东汉当时的制度。
自然是因为穿越者对历史知识的迷信，思维惯性之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被诸葛亮提醒点拨后，以他的智商，还是很快反应过来、问题出在哪儿了：
历史上，科举制改革也好，九品中正制改革也好，都是发生在什么环境下的？一言以蔽之，是“天下趋近于安定之后”。
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历史上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明明还是乱世呢。
但实际上，如果回到当时人的视角来看，就不难发现，九品中正制实施时，曹丕已经觉得自己挺稳了，因为当时刘备和孙权已经发生了内讧，孙权还成了“大魏吴王”。
至于后来刘备死后，曹魏就更是没把南方诸侯当回事，直到诸葛亮北伐之前，曹魏都是“但知蜀中有刘备，不知其余”。
所以，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时，与其说是想搞一套战时人才选拔制度，还不如说是想立一套自觉天下太平后的选官制度、进行一下权力的分赃，换取世家大族的支持。
也正是实施了九品中正制后，曹魏牺牲了曹操时期唯才是举的锐意进取，变成了求稳守成的状态。九矿打一矿都经常被季汉反推，尤其是诸葛亮北伐那几年，打得司马懿只能避战。
至于历史上后来大名鼎鼎的科举制，成为一项定制，那也是隋炀帝杨广大业年间的事儿了，这同样是一项“天下太平”后的选官取士制度，不是给乱世用的。
……
“刚才真是灯下黑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乱世，一个人才从0到1的表现机会，是很容易找到的，因为有激烈的对抗、竞争，只要有本事，就容易露出苗头，被人赏识。
所以界定一个人才如何从0到1的制度改革相对不太重要，后续从1到n的考核才重要。所以‘考成法/绩效考核’的重要性，才重于准入门槛的考核。
到了和平年代，因为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高烈度对抗、没法让两个政权的优劣性直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真刀真枪遛一遛’，所以准入门槛的考核才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科举也好，体制的考试也好，都是适用于那种环境的。”
想明白这一点，诸葛瑾终于豁然贯通，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随口套用的思路，错在哪儿了。
这就好比后世那些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那些小公司招人其实没必要那么考虑学历。尤其是新兴行业变化快的，甚至可以靠外包解决一部分工作。然后发现外包公司里哪个真有本事的、能把项目做成的，哪怕大专学历，也能不拘一格招进来。
但是，如果是没有充分竞争的行业，和平年代难以考核的行业，比如体制里的很多职务，那就只能考核时卡学历门槛了。
当然，也不是说做官不能考核，只是不如商战、热战那么容易考核。如果考核得太狠，容易导致做官的只求完成kpi、只看眼前短期利益、放弃长期主义的追求。
无论怎么说，战时状态永远是考验文武人才真材实料最好的试金石。
所以历史上的曹操和诸葛亮，其实推行的都是法家之治。他们不太在乎人才最初的准入，他们只在乎最初准入后的做事效果。强调赏罚分明、有法必依就够了。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强调诸葛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又叠加了一层“曹操破坏了大汉原有的官制，刘备要维护旧制”的考虑。既然如此，把那些所谓科举改革的雏形思路暂时押后，等天下更太平一些、至少是刘备占据绝对优势后再推行，也不会迟。
“确实是我疏忽了，令君所言，甚合物理。我大汉治国，本就王霸道杂之。治世多用教化，乱世先求明法。如今要的不是选官的新法，而是赏罚分明公平。我说的那些，确实稍微远了点，将来讨逆成功再考虑不迟。”
诸葛瑾最终虚心承认、自己在这一个小点上激进了些，不合时宜。
为了显得郑重，在刘备面前，他和二弟讨论大政方针都是喊对方官职。诸葛亮喊他“司徒”，他喊诸葛亮“令君”。
工作的时候要称职务嘛。
刘备听了诸葛瑾自己的剖析总结，也终于明白了其中道理，连连点头，还中肯点评：
“子瑜想事，每每天马行空，成百代之治。只是有些东西，确实不适合眼下。孔明务实谨慎，能兼顾眼下和长远，也算是各有所长。”
一旁的鲁肃，也是饱读经典的，便也顺势凑趣：“昔公孙鞅得景监举荐、初见秦孝公，言五帝之道，不得时宜。再次觐见，言文王之道，三见之时，方言及桓文之道。
主公得子瑜、孔明辅佐，可兼得五帝之道、文王之道、桓文之道。必能讨逆平乱，且使天下长久治平。”
鲁肃几句话，就把诸葛瑾的话，架在了长治久安之道上，又把诸葛亮的微调意见，说成是乱世的临时权宜之计，远近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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