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开原的征兵工作终于完成了。
这些天来开原知州张文柄和铁岭参将李三顺两人可谓是跑遍了开原、铁岭、沈阳、清河四路。
本以为征兵将会非常困难，毕竟同建虏连番血战，明军的伤亡非常大，这时候进入边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却没想到出奇的顺利，不仅很快完成了九千多士兵招募，甚至还可以挑人。
这让李献忠觉得非常奇怪，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
虽说自从3月的辽东大战之后，朝廷对辽东开始准时发饷，不再拖欠饷银。
可这么多人愿意参军肯定有其他原因。
最后发现飞涨的物价才是罪魁祸首，尤其是粮食。
万历时期大明的粮食价格其实并不高，在南方一两银子就可以买到2石大米。
整体来说北方粮价要高于南方，目前京师的大米在6钱银子一石。原本辽东地区的粟米大约是在6至7钱银子一石，虽然明显高于京师，但是勉强还能承受。
3月大战前辽东粮价就涨到了8钱，可如今居然涨到了1两银子1石。
要知道这可是粟米的价格，通常粟米要比大米便宜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这使得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无力承担这么高的粮价。
如果是正常年景他们还可以通过种地自给自足，可自从去年建虏袭破抚顺清河以来，大批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
开原铁岭两路还好，虽说战事激烈，但终究是将鞑子挡在了边墙之外。
可沈阳路下辖的抚顺，以及整个清河路就成了重灾区。
一些地区的百姓由于无力承担粮价，甚至还出现了主动投奔建虏的。
从军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但自己可以吃军粮，如今军饷也准时发放了，可以贴补家用。
这踊跃参军的背后，折射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辽东地区的物价开始暴涨，很快这里的经济就将崩溃。
作为一个后世常年混迹于论坛的“键盘侠”，李献忠知道这是张居正“一条鞭法”带来的后遗症。
虽然用白银代替实物大大提升了官府收税发饷的效率，但是一旦出现物价暴涨，就会造成百姓手中的银两购买力下降。
相对于传统的实物税收，老百姓还要承担一个物价变动的风险，其实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当然“一条鞭法”只是一个助力，真正导致大明边关经济崩溃的是“开中法”的瓦解。
开中法是大明以盐茶为中介实行的一种制度。
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
报中是盐商按照大明官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
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
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
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
因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
明初商屯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
根据大明朝廷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这样保证了边关物资的充足，使得边关地区的物价几乎同内地无异。
宪宗成化年间停止各边开中法，令盐商于户部，运司纳粮换取盐引。
但盐引巨大的利润，致使权贵们纷纷通过各种渠道索取盐引，然后贩卖给盐商。
这样一来盐商们可以直接买到盐引，自然就不愿意再费时费力，向边关输送粮食了。
所以在孝宗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改旧制，干脆让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
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致太仓银多至百余万，国家的财政收入骤增。
这一系列的改革虽然使得朝廷通过直接卖盐引，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
可这也导致了原先屯边的盐商，纷纷居家迁往内地，繁盛一时的商屯逐渐荒废。
然后边关的物价也越来越高，朝廷向边关输送物资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以至于到了崇祯朝由于内忧外患，大明甚至都快养不起辽东一镇了。
如果是和平时期，边关战事没有那么频繁，朝廷通过直接售卖盐引取得的收入是可以支撑起边关的开销的。
可随着战事越来越吃紧，边关的开销越来越大，现在户部每年卖盐引不过得银60万两左右，根本无力支撑辽东的战事，所以朝廷不得不加征辽饷。
李献忠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开始小冰河造成的天气异常会越来越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
整个辽东的粮价会更加离谱。
他突然发现银子变得不香了，粮食才是关键。
其实现在李献忠并不缺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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